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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会上笔者曾宣讲了论文《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首次提出了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论文宣讲并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争论，提出一些问题，因此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能动笔，现受《收藏家》编辑部所约，写出此文较为详细和明确地阐述自己提出的柴窑窑口观点，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问题何以提出
在科学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不能是凭空而来，它总是发生在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之时。人们往往为着了解在常识内遇到的“反常现象”，就不得不突破原有的常识和认识，去寻求新的认识和合理解释，在这种再寻求中又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新途径。笔者十多年前之所以提出了柴窑问题的反常观点，也是因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经历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矛盾，才去寻求突破常识的认识的。
五代青瓷在耀州遗址内出土，最早是在1973年对遗址的小面积发掘清理中。开始只有一种加施了化妆土的五代黑胎青瓷零星出土，且地层不明显。室内整理时，我们运用了考古标型学的方法将之确认为耀州窑之五代青瓷，予以发表，并没有发现还有另外的问题。但在1984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则出现了新问题。首先是遗址中出土了一种胎白、釉呈淡天青色、有细开片纹理的青瓷。此种淡天青釉瓷开始出现时地层尚不明显，釉色又和官汝淡天青瓷很相似，我们根据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记载，很自然认为这是耀州窑学仿汝之器。当即将此情况告诉了冯先铭和宋伯胤先生，他们也很高兴。但在继续发掘中很快就发现此判断并不符合实际。发掘中此种白胎淡天青釉瓷的出土日渐增多，而且集中出土在宋代文化层之下的地层中同时出土的是数量更多的五代黑胎青瓷。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造型、装饰、装烧及胎釉特点，均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宋代耀州窑刻印花青瓷，其时代只能是五代而绝非是学官汝之器。五代时期的地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官汝青瓷之釉色相近似的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呢？笔者努力查对古文献的记载，更发现这种五代天青釉瓷的特点与古文献中对柴窑的记述完全吻合。为什么会有此吻合？遂又研究了遗址出土的这些五代天青釉瓷，内中还有“官”字款和龙凤纹，显然应是给五代皇室贡御拣退的产品。到此时解决问题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古文献对“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的记载上。又进而查阅了各种文献，才发现对“出北地”的记载是一致的，而“河南郑州”的记载则是增补本的后叙。笔者再考查了耀州的窑址在古代恰属“北地郡”管辖，这才大胆提出了该窑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正因为有此认识，同时也考虑到该窑场所在的同官县在五代时期曾先后辖于京北、同官、耀州等不同隶属，因此在编写出版考古报告时署名为《五代黄堡窑》，为日后学术界的认可留下了余地和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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