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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釉下五彩 醴陵瓷的前世今生

张丁 戴莹   2008-05-23

  釉下五彩,是清末湖南醴陵窑创烧的一种瓷器装饰技法,它以五彩缤纷的色调,优美清新的艺术风格,精致巧妙的工艺技法,丰富多样的花色品种,在中国瓷坛独树一帜。1915年参加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拿回了金质奖章,被国外舆论誉为“东方陶瓷艺术的高峰”。但由于烧造历史短,传世作品稀少,半个多世纪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翻遍解放后出版的种种中国陶瓷史著作,也很难见到她的踪影。人们不禁要问:她当时究竟达到了什么水平?又是何种原因使她隐身幕后,深藏未露呢?毛泽东生前喜爱的“月季碗”,今天中央领导用的“常委杯”、“总理杯”,著名国礼“世界和瓶”、“盛世牡丹瓶”,与她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日前,本刊记者深入醴陵、长沙、北京等地,寻访当事窑工、大师、藏家、专家,试图找出满意的答案。

  流星之美,金牌如何铸就

  醴陵,位于湖南省东部,与江西接壤。

  此地交通便利,水陆相连,制瓷资源丰富,土质优良,具有发展瓷业的天然条件。早春二月,记者踏上了这片刚刚遭受了严重冰雪灾害的神秘瓷都。

  据《醴陵县志》记载,清雍正年间开始烧制瓷器,至光绪年间为盛,全县有瓷厂480多个,形成了以沩山为中心的瓷器产区。所有瓷厂只能烧造粗瓷,产品以釉下青花碗为主。在沩山脚下的新安村,我们看到了上个世纪留下来的四五个手工制泥作坊,有的尚在生产。选泥制泥是制瓷的最初一道工序,也是十分关键的一道工艺。在新安村旁的山坡上,现在仍能看到层层叠叠的瓷片堆,各种形状不一的青花瓷片和泥土等杂物交织在一起,经受着岁月的洗礼。村民告诉我们,这里就是清代的古窑址,也就是孕育釉下五彩的醴陵瓷的发祥地。

  在釉下五彩的发展历史上,熊希龄(1870-1973年)和文俊铎(1853—1916年)的名字是不应被埋没的。20世纪初,湘籍名士熊希龄深感当地粗瓷生产的落后和洋瓷的侵入,立志振兴湖南瓷业,他和醴陵人文俊铎一起来到沩山进行实地调查,找问题,想办法。1905年,他们得到湖广总督端方的赞助,在醴陵城北姜湾创立了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及商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聘请日本技师和景德镇技术工人,引进了当时日本最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开启了醴陵由粗瓷生产到细瓷开发的新纪元。公司的绘画名师和瓷业学堂陶画班的毕业生,经过反复研制,成功地创烧出精美的釉下五彩瓷器。他们利用各种金属氧化物制成高火性的瓷用釉下颜料,后来收集和挑选的不同色相的釉下色料达到114个。公司十分重视技艺上的精益求精,绘瓷力量十分雄厚,像张晓耕、彭筱琴、吴寿祺、傅道惠、游先理、沈明杨等,都为釉下五彩的创烧作出了贡献。

  那么,釉下五彩的历史性突破到底在哪里?

  著名古陶瓷专家王莉英分析说:“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中国瓷器的烧造,先后创烧出高温釉下(铁)褐彩、釉下(钴)蓝彩和釉下(铜)红彩。清朝雍正、乾隆二代,是中国古代瓷器烧造的巅峰时期,几乎达到随心所欲,无所不能,恰于高温釉下彩方面建树甚微。近代醴陵瓷业异常了不起,短短数年便一举创烧出多种高温釉下彩,号称釉下五彩。尤其是创烧出多种复合彩料,以多层次的色阶丰富了醴陵釉下五彩的艺术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这是历史性的创新突破,也是对中国瓷器烧造历史的卓越贡献。”醴陵瓷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邓文科认为,釉下五彩瓷具有以下三大特色:1.无毒、耐酸、耐碱、耐磨损,永不褪色;2.画面平滑光亮,晶莹润泽,清理明快,具有饱满的水分感。亮晶晶的,水灵灵的,给人一种美感享受;3.纹样五彩缤纷,艳而不俗,淡而有神,色彩变化丰富。也正是由于这几大特色,使釉下五彩在半个世纪之后走进中南海,获得了伟人们的青睐,赢得了“红色官窑”的美誉。

  清末由于景德镇瓷业凋敝,醴陵釉下五彩创烧成功后,很快就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据说还给慈禧太后送过,博得赞扬。1909年参加武汉劝业奖进会,获得第一等金质奖。1910年获南洋劝业会一等奖。1911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上获最优奖。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15年醴陵瓷器远涉重洋,参加了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参展的釉下五彩扁豆双禽瓶和贵州茅台酒同获最高荣誉,为中国赢回了两枚金牌奖章。由于太平洋万国博览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产品展示活动,相当于今天的世博会,所以这个奖项非常重要,不仅对于醴陵瓷,而且对于整个中国也是难得的荣誉。

  据专家估计,清末生产的醴陵釉下五彩瓷传世作品仅四百余件,且分散于各处,故宫博物院有7件,收藏最多的湖南省博物馆也只有18件,以致于今人很难集中了解这批瓷器的芳容。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03年12月,中国古陶瓷学会年会在长沙举行,其间举办的一次展览令众多古陶瓷专家极为震动,大为兴奋。一个叫罗磊光的小伙子,花费十年之功收集了200多件清末民初醴陵生产的釉下五彩瓷,并集中在湖南省博物馆展出。这是釉下五彩的首次集中公开亮相,不仅普通的观众从未见过,连多数古陶瓷专家也是首次看到。年逾八旬的古瓷泰斗耿宝昌先生在罗磊光夫妇陪同下看完展览,异常激动:“醴陵釉下五彩瓷在中国陶瓷里面是独树一帜的,可以说是中国陶瓷史上创新的一个方面。”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也兴致勃勃地观看了展品,给予很高评价:“醴陵釉下五彩瓷很重要,它代表了中国陶瓷文化的一段历史。我认为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地方:一,彩绘淡雅;二,器形有变化,不是千篇一律,有创新。”

  几年过去,罗磊光依然青春勃发。他在自己投资的富有博物馆特色的长沙窑餐厅,与记者谈起釉下五彩,仍然兴趣盎然。这几年釉下五彩瓷的影响正逐步扩大,他的三百多件藏品有人整体出价超过3亿元。国外也出现了专门研究醴陵瓷的人,英国牛津大学威廉教授正在海外寻找醴陵瓷的资料。同时,拍卖会上也出现了醴陵瓷的身影,一件镂空的瓶子在新加坡拍了36万元,后来捐给了湖南省博物馆。2004年北京拍了一件宣统二年的釉下蓝彩,成交价6万元。

  釉下五彩经历了20世纪初短短的一二十年发展期后,受多次战争影响,生产开始下滑,醴陵百余家瓷厂停产,最早生产釉下五彩瓷的湖南瓷业公司也于1930年倒闭,釉下五彩瓷生产被迫中断了。

  神秘之源,从醴陵到中南海

  重燃炉火待寿公

  建国初期,醴陵瓷业日渐没落,釉下五彩工艺濒临灭绝。在这个紧要关头,出现了两位重要人物:林家湖和吴寿窻。历史证明,他们在釉下五彩的发展历史上功不可没。

  1951年,林家湖是醴陵陶瓷研究所一名普通的技术员,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他想把已经失传的釉下彩瓷抢救过来,为此四处寻访当年的老艺人和知情者。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次谈话中,有人提到一位名叫吴寿窻的老人,据说这位老人清末民初曾经是湖南瓷业学堂的徒工,身怀釉下五彩绝技,后来由于民国瓷业衰败,吴寿窻早已回到醴陵北乡老家,弃艺归田。

  听到这一消息,林家湖异常兴奋,不顾隆冬的严寒,脚穿一双布鞋,腋下夹着一把油纸伞,翻山越岭在北乡转悠了两天,也不见吴寿窻的踪影。次年春,林家湖在乡下收购窑柴时,偶然听到一位送柴的农民说:“我们那里寿公画的画,比你们瓷厂画的好得多呢。”林家湖一打听,果然就是那个吴寿窻!第二天,林家湖就迫不期待地启程去找那个“寿公”。几经周折,才在当地的一个山冲里找到他。此时的吴寿窻,已年逾古稀。

  两位制瓷艺人一碰面,犹如伯牙遇到子期,他们彻夜长谈,从绘画技法谈到人才培养,从釉下彩瓷工艺谈到醴陵瓷业发展前景。当林家湖诚恳邀请吴老再度出山时,不料却被吴寿窻以“技艺荒疏,有负众望”为由婉言谢绝。尔后,林家湖并没有放弃,他一面向领导力荐,一面数次前往吴寿窻家劝说。1955年,吴寿窻于被林家湖“三顾茅庐”的精神所感动,答应出山。

  于是,吴寿窻被调到醴陵陶瓷研究所工作。他把濒临失传的釉下五彩瓷技艺,通过培训艺徒和举办业余训练班的方式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了一支实力雄厚的新生力量。像邓景渊、李人中、邓文科、陈扬龙、佘华、丁华汉、易炳宣等人,都是从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个个身怀绝技。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濒临灭绝的釉下五彩瓷不仅在抢救中恢复了生命的活力,而且有了更大的创新和发展。

  揭开“红色官窑”的面纱

  釉下五彩后来的辉煌,得益于一位伟人的关注,让醴陵瓷一路春风得意,最终晋升为共和国的“国瓷”。这位伟人就是开国领袖毛泽东,这段历史也因其神秘独特,成为中外藏家关注的焦点。

  据刘放年考证,毛泽东认识醴陵瓷,始于年轻时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期间。他四次到过醴陵,对当地生产的日用陶瓷印象深刻。1956年,毛泽东批示成立醴陵瓷业公司。

  1958年4月,醴陵陶瓷研究所接到为中央首长试制一批茶杯的紧急任务,陶研所长李维善组织彩绘工程师们在两个月内拿出6种造型,先后4次送湖南省委鉴定。6月20日,省委来电话说,毛主席对醴陵生产的茶杯很满意。这时,人们才知道是为毛主席做的茶杯。后来这个茶杯为纪念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胜利,被命名为“胜利杯”。此后醴陵群力瓷厂不止一次为毛主席烧制生活用瓷。据李维善回忆,1971年为毛主席生产烟灰缸和餐具。1972年为中南海定制包括毛主席使用的生活用瓷1210件,1973年为毛主席试制带盖鱼盘和浅底三大碗计140件。而1974年那次最为人们津津乐道。

  1974年秋,毛泽东最后一次回湖南。他在湖南省委九所蓉园住了114天,正好能在湖南过他82岁的生日。这时候,群力瓷厂接到上级密令,要求他们研制出一种精美的小碗,供毛主席生日时专用。时任彩绘总设计的是李人中,据他的日记记载,当时他为这种碗采用什么花色冥思苦想了一个星期,仍然没有理想的创意。妻子看着李人中干着急,就在旁边插嘴说:“不就用月季花么?”妻子的提醒让李人中灵光一闪,月季花又叫“月月红”,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全国山河一片红”。李人中采用写实的手法,以灵巧的笔调,把月季花勾勒得栩栩如生。

  看样的时候,毛主席手捧小碗反复端详,风趣地说:“这个碗特别好看,就是端在手上只能让别人看到花,端碗的人自己看不到,这碗里面也有花就好了!”后来,毛主席的用瓷就是里外都有花。毛瓷的制造,把醴陵釉下五彩瓷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按照文物鉴赏专家李知宴的说法:“毛瓷,代表了当时制瓷业的最高水平”。 在收藏界,毛瓷也倍受青睐,1997年毛瓷在广州嘉德拍卖会上第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作为拍品的“红月季碗”尚有釉裂,但因收藏价值高,最终以8.8万元高价成交。

  此外,醴陵还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制作生活用瓷。从1958年为北京十大建筑制作陈设瓷,到后来为人民大会堂制作国宴瓷,为国家制作对外礼品瓷,时至今天的中央领导“常委杯”、国务院“总理杯”等一系列红色经典,被誉为“红色官窑”。

  湖南省旅游局退休干部杨宗干,是行里公认的收藏和研究当代醴陵瓷的专家。他告诉记者,古玩赝品多,非专业人士很难涉足,毛瓷、礼品瓷等当代精品瓷器也有很深的文化含量,进入门坎较低,而且保险系数也大。“这种釉下五彩瓷器为什么被毛泽东和中南海大量地使用呢?第一,凡是彩上面都带有一种毒素,叫做铅或镉,如果是釉上彩,它就带着这种毒素,如果把图案加上一层釉埋在里面,这就既光亮,又没有毒了,属于环保型产品。同时它代表我们国家的礼品送出去,质量很棒,外国朋友赞口不绝。第二,醴陵的瓷质相当好。它的瓷土选用的是洪江雪峰山的球白泥,就是挖出的泥巴是一个球状,把这个球剖开,像鸡蛋一样,拿出里面的蛋黄用,把它碾碎,化成泥浆,所以瓷质相当好。”近年来,随着收藏热的兴起,礼品瓷的价位也开始看涨,其中名家大师的作品涨幅最大。

  事实上,“红色官窑”的美誉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一件好的釉下五彩,往往是多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瓷质、画工、窑火等每道工序都很关键,往往外行觉得已经很完美的作品,在内行看来还有诸多缺陷。因为一件在胎上画就的作品,经过高温烧制,器型和颜色往往会发生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即便是釉下五彩瓷的大师,也需要对整个流程了如指掌,在自己的作品入窑时,都会忐忑不安,不知道出窑时会是什么样的色彩和造型,这也给釉下五彩瓷增添了几许扑朔迷离的韵味。

  和谐之美,创新引导未来

  说起彩瓷,人们往往拿醴陵瓷与景德

  镇瓷相比。数百年间,景德镇的青花、粉彩、五彩、斗彩及各种单色釉瓷牢牢占据了宫廷、民间及海外市场,也在人们的心里扎下了根,因此景德镇有数十位当代陶瓷艺人被评为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徜徉在素有“中国第二瓷都”之称的醴陵,我们也在反复寻找两地的异同。从产业规模来看,醴陵与景德镇不可同日而语;而从艺术角度看,醴陵瓷自有它鲜明的个性,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创新品种,是中国陶瓷百花园中灿烂的一朵。

  今年67岁的陈扬龙是醴陵瓷仅有的两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之一,他的一段话或许能说明一二:“釉下彩与江西景德镇的瓷器相比,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就是能与时俱进,时代感比较强。现在大家都已经对景德镇瓷器有了共识,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所以突破会难一点;而釉下五彩瓷人家看得少,因而会有更大的拓展空间。2007年我们在中国美术馆办醴陵瓷的展览,一个收藏家评价道:‘美,美到什么程度?美得像一个18岁的少女。’我却比较认同另外一个摄影家的点评:‘禅在花草中’,她更像一个风姿绰约的少妇。”

  2007年11月5日,由醴陵市政府,北京汉今国际和醴陵金煌瓷艺联合主办的“和谐之美—中国(醴陵)釉下五彩艺术陶瓷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帷幕。这是醴陵釉下五彩瓷经过三十年的沉寂后再现京城,也是国家最高美术殿堂首次推出陶瓷作品展。包括毛瓷和邓文科、陈扬龙等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的150余件釉下五彩瓷精品光鲜亮相,引起了首都各界的广泛关注。专程赴京参加那次盛会的刘放年对醴陵瓷获得的美誉深有感触,他说,这几年醴陵的陶瓷业发展很快,在传统的工业瓷、日用瓷、艺术瓷三大板块中,虽然艺术瓷所占的产值不大,但其影响力和知名度却使其他两类产品望尘莫及。

  其实,时至近日,醴陵釉下五彩瓷仍然被国家高层领导所钟爱。2006年,金煌瓷艺生产的《牡丹套具》被选为国务院用瓷,《春色满园》、《国色天香》被选为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陈设瓷。“这批彩瓷的成品率很低,后来我们算了一下,其中牡丹薄胎杯每39个里面才能挑出来一个比较完美的。”说这话时,金煌瓷艺老总陈志强言语中透着自豪。

  陈志强出身陶瓷世家,从曾祖父开始四代经营瓷厂,是接续醴陵瓷业香火的关键家族。不过与上辈不同,陈志强具有更加远大的志向,思路也更开阔。他告诉记者,为完成国务院用瓷制作任务,厂里专门成立了一支技术攻关小组,以期能烧制出展现中国特色的陶瓷极品。专项小组从精品瓷泥中再进行挑选,并将重量的误差控制在5克左右;为使瓷的玉质感更强、色彩更华丽,烧成温度也从正常的1370℃提升到超过极限的1410℃。当时有人劝他,不要这么苛求,把窑温降下来20度,合格率会高很多,但陈志强很清楚,他要追求的并不是简单的合格率,而是能把每一件都做到极致。记者看到,保存在金煌陶瓷艺术馆的国务院用瓷样品,个个玲珑剔透,雍容华贵,精美绝伦。

  记者见到陈志强时,他刚从台湾拜访宋楚瑜归来。2005年5月,宋楚瑜访问大陆时,湖南省委曾将陈扬龙大师作品《盛世牡丹》赠送给宋楚瑜。“宋楚瑜看了我们带去的画册,很惊讶,说这个《盛世牡丹》不是在我家吗?怎么在你们这个书上?我说,这就是我们做的,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本来宋楚瑜只给他们安排半个小时的接待时间,但后来聊了近两个小时。宋楚瑜兴致很高,欣然接受了陈志强带去的礼物——一件精心制作的醴陵釉下五彩梅花瓶。

  创新在醴陵陶瓷界是提得最多的一个词汇。看过当代釉下五彩瓷精品的人都会发现,从胎体的颜色到彩绘的风格,都和过去有了很大区别。尤其是看过陈扬龙作品的人都会为其开拓的一种“装饰的形式,写真的效果”所折服。著名画家杨谷贻,同样也是一位绘瓷高手,他认为创新的基础是继承,像陈扬龙这样,既有继承又有大胆创新,是一个成功的典范。正是因为陈扬龙的大胆创新和艺术成就,他的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其中,《盛世牡丹》、《国色天香》均为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这在现代艺术作品中是极为少见的。

  陈扬龙的创新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其独创的“薄施淡染”的彩绘方法。在瓷胎上作画,着色不是件容易的事,颜色很难融进瓷泥。真实的牡丹花,每一朵每一瓣颜色都不会完全相同,而每瓣的不同部位也有差异。要想真实地表现色差,瓷泥不如宣纸,宣纸不如胶片。与颜料和釉打了二十多年交道的陈扬龙,经过无数次的实验和摸索,在前辈大师的汾水法的基础上,总结出一套薄施淡染画法,即在颜料中加大水的成分,着色时,颜色随着水分渗透进瓷胎,但由于水分多了,颜色就淡,因此需要再次加色,而加色采取分层淡染的方法,该浓之处多加几层,该淡之处,少着几层。这个方法看似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却很不容易,料水蘸得太多,容易越位,太少又不到位。记者在他的工作室看到,弟子们用毛笔稍蘸着料水滴在勾线内的坯上,很灵活地转动坯体,料水就在流动中被坯体吸收,直接呈现出渐变的色阶。用此法画出来的瓷胎,颜色层次鲜明,着色淡雅而又鲜活,而且瓷胎在烧制过程中,不会发现流色的现象,烧出来的瓷器色彩十分鲜亮。陈扬龙用“薄施淡染”做出来的釉下五彩花瓶上的牡丹花更接近自然,比照片还光润,富有很强的立体感,得到专家的好评,也深受收藏家的喜爱。

  其二,陈扬龙的思想开放,不拘泥于古法,其新潮的观点甚至超过了某些年轻人。例如,在与记者谈到手工拉坯与注浆坯孰优孰劣时,陈扬龙认为,收藏界比较强调手工拉坯未免有失偏颇。首先注浆有着手工拉坯达不到的优势,可以做得非常薄、非常均匀;其次,注浆也是手工,完全需要通过手工去操作、掌握;再次,事物是向前发展的,不能因为这种观点,大家都重新回到手工作坊时代,那陶瓷业远远得不到发展。“换句话说,我鼓励与时俱进,如果总是注重原来的东西,停在原来的水平上,不能不说是对现在的一种无情摧残。”

  与陈扬龙一样,几乎醴陵所有的陶瓷艺人都在努力学习和创新。在每一个工作室,案头堆积最多的是新资料和画稿。记者见到孙新水时,这位出身于景德镇陶瓷世家的老艺人正手握画笔,专心作画。抗战时期,父亲带着他步行从景德镇来到醴陵,靠制瓷手艺维持生计。建国后,他的绘瓷技艺有了更广的施展舞台,以前主要画釉上粉彩,后来改画釉下五彩,难度更高,但成就感也更大,他曾多次参与国家用瓷的设计和创作,他说,现在制瓷的要求远远高于过去,一点也不能松懈。虽然已经78岁高龄,仍然活跃在创作一线。

  陈扬龙在这方面也颇有感触,在他看来,时代的发展、科技水平的进步,不可避免地使现有产品的水平高于过去,他举例道:“过去窑都是用柴烧,慢慢发展成煤,现在烧天然气,对于窑温的控制就越来越精准。另外,以前釉下五彩发色主要靠钴、铁等有限的几种元素,现在有了更多的稀有元素,并且能够运用有效的高科技手段来控制各种元素的含量,现在釉下五彩的颜色已经数不胜数。”

  邓文科,1930年生,号清风楼主人,醴陵瓷最早的一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毛主席用瓷的主要设计者之一。他博采众长,独辟蹊径,创造了一种豪放写意画法具有重大突破,使釉下五彩在传统的基础上呈现出新的面貌。他在中国书画方面亦颇有造诣,尤以花鸟、篆书、隶书见长。几十年来,他供职于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创作绘制了大量的釉下彩瓷精品,代表作品有《春光花插》、《梅月瓶》、《观沧海挂盘》等。

  当记者在陶研所宿舍楼里找到这位享誉天下的绘瓷高手时,没想到他的生活非常俭朴。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大师在10年前就患了中风,疾病、高龄使他很难再来精工细作,但谈起釉下五彩,还是有说不完的话题。他说,计划经济时代的醴陵八大国有瓷厂现在都变成私有,多数已经改变发展方向,能够坚持弘扬陶瓷艺术的非常不容易。釉下五彩的复兴和创新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任何急功近利思想都要不得。现在的关键是人才跟不上,老一辈年龄偏大,渐渐画不动了,年轻一代上不来。培养一个熟练的绘瓷技术人员需要几年时间,坐多年冷板凳,谁愿意?特别是学历等综合素养高的年轻人就更少了。在这方面,光靠个别企业的努力不够,政府应起关键作用,为企业创造良好的创业环境,为人才提供令人满意的成长环境。政策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头上,要落在实处。陈志强也认为,釉下五彩瓷需要学习的时间很长,少则五六年,多则十几年才能学成,因此很难招到合适的人。如果退而求其次,去农村比较偏远的地方,招来文化层次相对较低的人,其理解力又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成材率就更低了,往往十个人里面最后能成器的不过两三个。

  邓文科和陈扬龙等一批老艺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有一天醴陵釉下五彩瓷能冲出中国走向世界。邓文科仍然记得,1993年自己带着一批釉下五彩瓷到日本展览,日本朋友都纷纷爱不释手,其中有人问:“醴陵在江西什么地方?”,似乎大家只知有江西景德镇,而不知有湖南醴陵。长期关注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清华美院教授张守智说:“真正能走向世界的,只有釉下彩。景德镇不行,因为釉上彩里面含铅;宜兴紫砂也不行,因为欧洲人喝红茶不喝绿茶。唯一就是釉下彩能够冲出去。”对此,陈扬龙很有信心。

  这两年,醴陵市也做了大量工作,推广宣传醴陵瓷,比如举办中国美术馆釉下五彩大型展览,投资拍摄电视连续剧《红官窑》,据说该剧正在进行后期制作,今年就可以与观众见面。在醴陵瓷的市场推广方面,也出现了一些值得期待的现象,比如金煌瓷艺联合北京汉今国际文化公司,把工艺美术大师对中国传统文化题材的深度挖掘和现代化的管理经营手段结合起来,使作品的材质、艺术水准和表现形式方面,均达到较高水准。他们试图重振中国传统美学,把醴陵釉下五彩品牌推向国际舞台。令人欣慰的是,所有这些努力已经获得了丰厚的回报,釉下五彩艺术陶瓷正得到收藏界人士越来越多的认可。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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