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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金代陶瓷简议

 2008-10-21

  金代是女真族于中古时期,在我国北方继辽而起建立的又一个王朝,雄据祖国半壁河山,和南宋对峙长达—百多年。在此时期中,金代陶瓷的发展,取得很大进步,颇有成就。只是此前对金代陶瓷的研究很不够,不仅所谓中国古代名窑言必称定、汝、官、钧之类,这里丝毫没有金瓷的内涵,就是谈历代瓷窑,也没有指出金代有何代表窑场,这自然是不够全面的,即使是由金代接续烧造的诸窑,也不作整体观察,而是有意无意地为其他时代所掩盖了,比如见有精者皆目为宋代之窑器,其实不然,这当中就有金代的产品,只是因金瓷不显而为人们所忽略罢了。

  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随着金代城址、遗址、窑藏、墓葬和窑址的考古调查或发掘,大量金代陶瓷出土了,因而我们逐渐认识了这一几乎被历史湮灭的金代陶瓷。

  金代陶瓷,应该说是得天独厚的,它是在已取得很高成就的五代与辽、宋陶瓷基础上而发展形成自己时代特点的。当金灭辽后,即据有了辽朝的各个窑场,如内蒙古赤峰缸瓦窑村窑、辽宁辽阳江(读刚)官屯窑、抚顺大官屯窑、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房山磁家务窑、密云小水峪窑、河北隆化下洼子窑、山西浑源大磁窑村窑,青磁窑村窑等;而在占领北宋土地以后,又拥有了中原地区的窑场,河北曲阳涧磁村与燕山村的定窑、磁县观台镇与东艾口、冶子村的磁州窑、河南禹县神至镇与鹤壁镇、严和店的钧窑、陕西铜川黄堡镇的耀州窑和山东淄博磁村窑、安徽萧县白土镇窑,还有文献记载的宿州窑、泗州窑、邓州窑(今河南内乡大窑店窑)以及宝丰窑、新安城关书、临汝窑等,如此众多名窑,皆归金朝所有。因此,可以说金代的陶瓷,实际上是包括了中国北部的所有窑场。在当时,各具特点的窑场,以其不同造型、纹饰、釉色和技工窑艺,生产出各种不同的产品,于是又形成了一种北中国陶瓷世界异彩纷呈的局面。从这个角度去审视金瓷,应该说也是佳品迭出,名重一时!这种繁盛情况,在近年各地大规模的考古工作中,不断被新发现的陶瓷所证明。

  金代陶瓷的发展,当时是经历了—些曲折,有—个从衰微到恢复和提高的过程。即金朝初年由于和辽、宋多年战争,生产遭到很大破坏,在未灭宋之前,仅沿用辽代的窑场,及渐有宋地之后,中原地区的窑工有的随之逃亡,窑业受挫,其产品质量难臻完善;但随着社会的安定,生产发展,陶瓷业也得到了恢复,并进而得到长足的进展。研究金代陶瓷,就其全部内涵来看,成就突出的是瓷器,金代的定窑、磁州窑、钧窑、耀州窑,各擅胜场,风行于世。由于金代拥有这样多的名窑,故其产品质量很高,遂为时人所重。而此时陶器却退居次要地位,一般产品质地粗疏,器胎较厚,多呈灰色,光素无纹饰,常见的只有在辽代晚期出现的压磨暗条纹较为流行。釉陶仍在继续烧造,而且许多窑场都有这种产品。单色釉占一定数量,黄、绿等色具备,有的并饰有花纹。釉陶中值得注意的,是三彩釉陶器的生产,这是过去很少了解的,近时始被认识。金代三彩,色彩运用得当,釉色自然,颇为难得。今天我们对“金三彩”的提出,在驰名的唐三彩、辽三彩、宋三彩的辉煌的窑业中,又多出一个时代的产品而并称于世,深感这是金代陶瓷研究中的巨大收获。因此,从上述所举金代陶瓷的内涵可知,确是极为丰富多彩,只是过去了解不多,研究不够深入,有的作宋瓷看待,有的混入辽瓷中;事实上金代陶瓷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是不可忽视的。

  金代陶瓷从窑场分布看,其范围很广,无论是东北地区,还是中原地区,各窑场烧制的陶瓷,均保持了各自独具的特点,分别烧制出不同造型、纹饰和釉色的陶瓷。现在就我们经过考古调查或发掘,并获得重要发现的窑场,已不下数十处,笔者于此略择几处加以说明,即可完全反映出金代陶瓷的发展情况。

  赤峰缸瓦窑村窑,烧造时间较长,始于辽,终于元,金代亦为该窑之盛时。烧制器物有碗、盘、碟、瓶、罎与其他杂器等。釉色主要以白釉为主,兼烧黑釉、茶末绿釉及酱色釉。白瓷精者和定窑相似,在东北诸窑中,此窑场的产品烧制水平最高。单色釉与三彩釉陶也有烧造,单色釉主要为黄、绿两色。纹饰中印花器较多,也有刻、划花。白釉黑花较有特点,其花纹简洁,装饰性很强,或点才条纹,或卷叶花草,随笔勾画,颇为自然。白釉雕填黑彩,也为此窑产品,一般器型较大,如雕填牡丹花纹大罐,花纹繁复,很有功力,足以反映出此窑的烧造水平。

  辽阳江官屯窑,原系辽建窑场,后亦烧至元代。该窑场面积很大,在太子河边分布,长达十余里,称其为“十里窑场”并非夸大之辞。器物有碗、盘、碟、钵、罐、壶、瓶等。在烧制器物特点上,与磁州窑相近,其釉色有白釉和黑釉,也有少量低温色釉。此窑在烧制瓷器窑艺最突出之处,是不用匣钵,而是采用各种不同规格的耐火砖障火与支、垫等窑具装烧,这说明窑艺技术是很进步的。但不用匣钵,也有其缺欠的地方,由于窑室内的烟尘随处飘落,可以接触到烧制的器物,因而使釉面显得混浊,光洁度不强。白釉器大多光素无纹饰,刻、划花较少。一般有花纹的,皆为较大型的器物。白釉黑花器较有特点,窑址中出土过黑花瓷枕,颇为雅致。黑釉器有碗、碟、罐和茶盏等,但多数是大型维器。此外,窑场还生产各种手捏的人物、狗、马等小玩具,小巧玲珑,稚拙可爱。

  抚顺大官屯窑,是一处金代较为重要的窑场。烧制碗、碟、钵、瓶、罐、瓷雷与狗、羊等小玩具;瓶多有系,在肩颈部,有双系、三系、四系不同。釉色有白釉、黑釉、酱色釉和茶末绿釉等。此窑采用支钉烧法,因此碗、盘内底都残留有三或五个支钉痕(1)。

  门头沟龙泉务窑,此窑始创于辽,至金代后才停烧。产品以碗、盘为主,还有瓶、罐、盆、盒、壶、缸及小动物玩具等。釉主要为白色,也有黑、褐、酱、绿和青色。装饰花纹有刻花和印花。窑具使用匣钵、支钉,因此碗、盘等器中均残存有三或四个支钉痕。此窑受定窑和磁州窑影响很明显,其白瓷产品也和定窑相近(2)。

  房山磁家务窑,是一处较大的窑场,从辽时始烧,金代有较大发展,直到元代才停烧。生产的器物有碗、盘、瓶、罐与小动物玩具等。釉色有白釉、黑釉和酱色釉。纹饰有刻花与划花、印花等。窑艺采用匣钵、支托、垫圈装烧。白瓷受定窑影响较大,有的瓷器口边无釉,说明也有覆烧;由于使用垫圈,器物内底有一圈无釉,这种窑艺也是定窑的一个特点。

  密云小水峪窑,是一处辽金时期的窑场。生产器物的形制、釉色和技工窑艺和龙泉务窑相同。所烧主要为白瓷,也有青釉和褐釉。装饰花纹见有刻花器(3)。

  隆化下洼子窑,以民用生活瓷为主,器型有碗、碟、瓶等。釉色以白釉为主,也有黑釉与酱色釉。纹饰主要是绘黑花写意花草及书写文字(4)。

  浑源大磁窑村窑、青瓷窑村窑,是现已调查得知金、元时期较大的窑场。两处窑场听挠器物基本相同,有碗、盘、盆、罐、瓮、枕等。釉色以白釉和黑釉为主,也有钧釉,可以明显看出此窑场的产品是仿定窑、磁州窑和钧窑。纹饰有划花、剔花、剔划花、贴花、昼黑花与印花,以黑釉剔花最富代表性(5)。

  曲阳定窑,是—处规模极大的窑场。烧造历史悠久,是白瓷的典型代表,被誉为名窑之首,影响深远。该窑场从晚唐以来,经五代,历北宋,至金仍继续烧造,大约至元末废止,前后烧造约达五百年。金代定窑白瓷,制作规整,胎质洁白细腻,瓷化程度很高;釉色莹润,呈牙白色或略闪青灰,光洁明亮;花纹生动流畅,印花、雕划花极富装饰效果。在窑场中过去曾出土过“大定二十九年”印花范和墨书“泰和三年”印花范,说明了金代在定窑窑场的生产情况。金代定窑,除保留前代覆烧工艺外,为满足一般社会对瓷器的大量需求,还创造了垫圈叠烧法,即碗、盘等无花纹的敞口器内底一圈无釉,以避免叠装器间烧窑粘结,这一工艺对后来影响很大,不仅当时许多北方窑场采用,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现在还有某些地方瓷窑仍在沿用此工艺烧造(6)。这种新工艺的产生,在窑业上应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磁县观台镇磁州窑,近年经过发掘,已获知这裏是一处从宋到元的大窑场。金代烧造器型很多,有碗、盘、碟、托盏、酒盅、盆、罐、瓶、三足炉、灯、枕与小瓷人玩具等。釉色以白釉为主,白釉器多造型秀丽,胎质较薄,还有黄、绿釉及黑釉、酱色釉等,花纹最多的是划花,布局严密,多为花草,也有白釉画黑花者,只有稀疏几笔,画出草叶或花朵,还有印花,花纹凸起于器面之上(7)。磁州窑的代表作品,是白釉黑花和黑白釉雕花或填黑釉白粉,即所谓离剔填粉,也有红、绿、黄三色加彩器。磁州窑所画题材丰富,人物、花卉、飞凤、芦雁、水波游鱼以及各种禽鸟等,无一不有。还有题写诗文的作法,以此作为装饰,并常出警句以策世人,顿富新意,磁州窑的瓷枕,无论造型、纹饰,还是画面内涵及用笔,均颇为清新和雅洁可爱,是很有特点的产品。而生产的小人、小马等各种加彩玩具,则是其他处窑场昕不多见的。

  禹县钧窑(8),大约始烧于宋,至金而发展很快,遂成为—个著名窑系。产品以碗为最多,也有花盆与尊、炉等,而考古发现几乎都为前者。钧窑的基本釉色,是深浅不同的蓝乳光釉,深者为天蓝,较淡的为天青,再浅者为月白。钧窑虽烧这种乳浊稠厚的蓝釉,在窑场也发现烧制属于耀州窑的青瓷。钧窑一般无纹饰,有的有红紫色斑块“窑变”。但并非每器都有,近年出土者虽然不少,但也只偶尔见之,较为难得。钧瓷的窑变十分瑰丽,古人曾有“绿如春水初升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诗句来形容,可见钧窑瓷的超然品质和可爱程度。钧瓷到元代后期窑场衰落,遂使其产品颇为珍贵。因此,后世仿烧钧瓷者甚多,虽然刻意求之,但终不及当年产品的古朴自然。钩窑在金代是—个重要发展时期,产品质量很高,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钧窑应是金代有代表性的窑场。

  铜川黄堡镇耀州窑,近年对该窑址曾进行过科学发掘。金代层中的瓷器,有碗、盘、盆、壶、罐、盅、盒、瓶、瓷人、鸡、狗小玩具等。釉色以姜黄色青釉为主,也有黑釉与月白色青釉和白釉。纹饰主要为印花,也有范印并间刻、划者,还有白釉加黑花的。在窑场金代文化层中,出土有“正隆元宝”铜钱和“大安二年”青釉瓷片;大安二年(公元二二0年)为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的年号,此时已到金代晚期,该窑场还在生产(9)。

  淄博磁村窑,是一处经历唐、宋,至金而达到烧窑工艺高峰的窑场。产品以碗、盆、罐居多,其次有盘、碟、托盏、钵、灯、瓷人和小型玩具等。釉色以白釉为主,也有黑釉与酱色釉。装饰技法丰富多彩,除宋时即应用的剔花、划花外,此时还出现了篦纹划花、白釉黑花、加彩和绞釉等。尤其是黑釉凸起白线纹器,是金代此窑场最有特点的产品之—。而釉上加彩也很有代表性,即在烧成的瓷釉面上,再施红、黄、绿诸彩,入低温窑“彩烧”颇为新颖别致;并且在这类瓷器上,还发现了有“泰和”,“正大”等年款,从而否定了过去认为是“宋加彩”的不正确认识三乇泰和是金章宗完颜璟的年号,正大是金哀宗完颜守绪的年号,可证金代确曾烧制这种“加彩”瓷器。

  萧县白土镇窑,最早建于唐代,末时于其地重又建窑,而金代烧造又有了新发展。生产的器物有碗、罐、枕和马、牛、鸡、蛙等小动物玩具。此窑釉色除仿定窑白釉外,即为具有磁州窑特点的黑白釉器和白釉黑花器,也见黄釉器。在此窑场末发现匣钵,其窑艺技法可能与辽阳江官屯窑相同。窑场中还曾出土过一件白瓷瓶,器身有刻划文字,腹部为“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壹对供奉本寺”,圈足为“时皇统元年三月二日造乍一)真皇统元年(公元一一四一年)是金朝前期熙宗完颜宣的年号,由此可知,萧县白上镇窑的生产,在金代开始烧瓷的时间是比较早的,可能在金初获得白上镇后就继续烧窑了。

  综观金代窑场的分布,其范围很广,并且有的窑场在金代获得较奸的发展。因此,金代的陶瓷业比较发达,各种窑系具备,如定窑系的白瓷、磁州窑系的白釉黑花和黑釉白釉雕花器、钧窑系的天蓝釉及窑变彩、耀州窑系的青瓷,以及各地民窑与各窑所烧的黑釉、酱色釉和单色釉、三彩釉陶等,又形成群窑蜂起的局面,生产出许多优秀产品。

  在金代各窑系中,定窑系白瓷,为各地窑场所效仿烧造,其产量很大,是当时社会主要用瓷,在金朝所辖范围内,可以说无处不有;经近年的考古发现证明,举凡金代城址、遗址、墓葬中,都有出土,这种情况是其他瓷种无法比拟的。烧制白瓷的各地窑场,为适应社会不同阶层需要,其产品精粗不一,而后者所占比重为大,这也是社会需要决定的。磁州窑,在金代也是—个很重要的窑系,其代表性产品白釉黑花器和白釉黑釉雕花器,于此时有相当大的发展,影响所及,各地窑场都有程度不同的烧造,尤其白釉黑花器,仿烧数量很多。磁州窑的白釉黑花器,销行地域也很广,即如远在东北地区,各地也多有出土。辽阳、鞍山、大连、绥中等金代遗址,都出土了这种白釉黑花碗、罐等瓷器,花纹粗重豪放,简洁明快,装饰效果很强。这种黑花深浅不—,有的釉色并不很黑,而是呈现赭色,因此被称为“铁锈花”,其色调亦颇和谐,这是金代瓷器的一个特点。另在北方地区于金代遗址或墓葬中,还见有一种很简略的花纹,即用笔点出来的“王”字碗,这种花纹在磁州窑的窑场中也有发现,这是时代感非常强的产品。在赤峰缸瓦窑屯窑、辽阳江官屯窑及河北的窑址中,还生产有带系的瓷瓶,其系在肩颈部,有双系、三系和四系,这种瓶式,也多饰有黑花,亦为金代所特有。在金代各窑场除生产日常生活所用如碗、盘、瓶、罐等外,还生产其他一些陶瓷制品,较为特殊的如乐器坟、兵器瓷雷、人物瓷偶与马、牛、狗、鸡等小玩具,也都制作得很好;像小玩具这一类,手工捏制,虽似漫不经心,但却有一种生动、自然的感觉,是瓷艺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至于花纹装饰,更见功力,刻、划、印花与剔粉雕填等,其布局结构不仅颇有章法,而且技一刀法亦无不娴熟。笔者在曲阳定窑遗址调查,曾见金代雕花的瓷器印花范,制作工整,花纹繁复瑰丽,才条流畅,枝蔓疏密得当,技巧很高。磁州窑的白釉黑花器,花纹简者或点或绕,虽只寥寥数笔,却富有装饰效果;而繁者则布满全器,有的写意花枝草叶,完全随心所欲,笔酣釉重,粗犷豪放,而有的所绘人物禽鸟,则又娟秀超逸,清新隽永,俨如一幅绝妙绘画小品,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瓷艺佳作。类似上述器物,实不乏见,从中确可窥出金代陶瓷的发展水平。并且由于金朝辖地扩大,超越辽土,南进中原,当时的北方名窑全在其统治之下,在百余年的发展中,生产出具有金代特点的陶瓷,则也是不争的事实。现在仅以所见的瓷枕,即为明显的一例,尽管有前代的基础,但金朝仍是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拟形状物,不仅惟妙惟肖,而且其花纹、釉色,均达到了很高意境,给人以美的享受。

  总之,我们应该看到,金代的陶瓷是很优秀的。尽管在金朝的初年,由于多年战争关系,陶瓷业受到摧残,生产停滞,但随着以后社会的稳定,生产发展,陶瓷业也得到了陕复,并又有新的提高。承前启后,金朝为后世陶瓷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过去由于对金代陶瓷的文献记载不多,又无考古可以获得大量阔于金代陶瓷的实物资料,因此,长期以来使颇具特点的金代陶瓷被湮灭无闻,这是很遗憾的。今后,要通过深入研究,将我国陶瓷发展史上金代陶瓷这个缺环,给建立和衔接起来,则是一件很紧迫的事!

  注释:

  (1)东北地区窑址,除经笔者实地考古调查外,还考察了旅顺、辽阳、抚顺博物馆等所藏各窑的出土品和有关资料。

  (2)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4编第1章第4节《门头沟区军庄乡龙泉务村辽金窑址》,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1月版。

  (3)赵光林:《近几年北京发现的几处古代瓷窑址》,《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4)姜振利、陶敏:《金元之际的兴州窑瓷器初探》,《辽金史论集》第九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9月版。

  (5)冯先铭:《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6)参见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第8期。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七章《宋辽金陶瓷》,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

  (7)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第6期。

  (8)参见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9)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年1月版。

  (10)山东淄博陶瓷史编写组:《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11)宋伯胤:《萧窑调查记略》,《考古》1962年第3期。

  编辑:因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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