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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红绿彩瓷艺术纵横谈

杜文   2009-11-30

  红绿彩瓷是近年古陶瓷学术界和收藏界较为关注的藏品种类。金元时期北方红绿彩瓷浓重的北方民俗韵味受到当代研究界的普遍赞誉。但红绿彩瓷的很多具体历史问题仍不明晰,诸如刨烧年代、窑口分布、挂彩工艺、断代分期等,仍亟待解决。

   

   

  红绿彩工艺源自北方彩绘陶器和瓷器添彩

  

  在陶器上和精品瓷器上加画、加贴金彩是唐代开始流行的新工艺。唐代粉彩和唐三彩俑烧成后均需施“开相”工艺,即在陶俑头面部位添画彩绘。西安市长安区韦氏家族墓等出土盛唐时期大型彩绘镇墓武士俑甲胄部位的贴金,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晚唐秘色瓷的银扣和髹漆金银平脱装饰,吴越国钱元躇墓出土的秘色瓷贴金龙纹四系统大罐,都说明陶瓷器上添加金银装饰在唐代就开始流行。宋代福建建窑、遇林亭窑乃至北方的定窑、耀州窑、当阳峪窑,都在黑瓷产品中发现有添加金银绘画和文字装饰的作品。以民间工艺品而论,宋金时期北方陶塑装饰也运用红、绿、黑等色彩装饰。从笔者拍摄的西安民间收藏的西大街宋金陶塑标本看,其中很多采用了红、绿、黑等色添加彩绘、金银粉涂刷等工艺;再看西安所出素烧的宋金陶塑儿童头部标本,儿童面颊也添画了鲜艳的红色,由此可知,烧造红绿彩瓷迎合了社会审美需求,在当年已为广大民众所喜爱。

  

  红绿彩创烧于北宋还是金代

  

  对红绿彩瓷创烧年代的研究始自20世纪初,经过了从宋加彩到金代红绿彩的认识过程,但限于纪年器物和墓葬资料不够丰富,目前多认为红绿彩瓷器创烧于金代中后期。近年有研究者又提出这种工艺有可能早至北宋就已出现。

  

  其实,北宋究竟是否烧造真正意义上的红绿彩瓷仍不能确定。举例而言,内蒙古赤峰辽穆宗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娑姑墓出土的两件白釉朱彩画龙贴金彩长颈瓶,被研究者认为是已知最早的绘(朱)彩加金瓷器实物。此墓葬发掘于20世纪50年代,发表图版模糊,究竟是用普通红色颜料一次性后加彩画,还是以红绿彩瓷绘工艺,采用矾红彩料绘彩并需经过再次烘烤而成,尚待落实。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一件值得探究的红绿彩“元丰四年”款红绿彩缸,本来自书年款应是可靠的断代资料,但经笔者与一些红绿彩研究者沟通,认为这件瓷器并非清宫旧藏。据说该器于20世纪50年代由夏姓古玩商处进入故宫,近似造型和画风的金代红绿彩缸也有带“元亨利贞”(语出《易经》)款的。民国已有给金代素烧白釉瓷添加红绿彩的伪作,这件瓷器可能是对一件彩绘磨损的金代“元亨利贞”款缸补彩而成,故很难作为可靠的断代参照。

  

  宋代定窑黑瓷和白瓷中均有金彩产品存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宋代定窑白瓷刻花盘以红彩书有“长寿酒”三字,以往被认为是北宋定窑首先添加红彩的例证,然而近年刘涛根据其刻花技法和纹饰风格,在《宋辽金纪年瓷器》一书中,认为它并非北宋制品,而是金代初期制品。所以对定窑的红彩文字工艺需重新确定其准确时代。

  

  综上可知,红绿彩究竟创烧于北宋还是金代,目前尚未定论,但不排除北宋已出现红绿彩工艺的雏形。

  在已出土的墓葬资料和带墨书的红绿彩瓷中,迄今而世最早的是1965年山西侯马金代明昌七年(1196年)墓出土的天鹅纹盘,盘高4.3厘米,口径10.6厘米,足径3.5厘米,盘心有5个横向的支烧痕。可以此盘作为参照,对金元时代不易分期的红绿彩瓷加以准确断代。另外金泰和二年(1202年)崔仙奴墓出土的5件红绿彩瓷塑,河北磁县峰峰矿区窖藏出土的3件大型红绿彩加金装饰佛、菩萨瓷塑,日本收减的带有“泰和元年”墨书的红绿彩盘等,都是可靠的断代参照物。

  

  目前从出土资料看,金代是烧造大型红绿彩瓷塑的高峰时期,出土的大型瓷塑均为金代瓷塑精品,如峰峰矿区出土的三区大型佛、菩萨瓷塑。另外,体量较大的武士、文官瓷在山东、天津、德州等地也有出土。台湾鸿禧美术馆收藏的文昌帝君红绿彩瓷塑高32厘米,堪称金代红绿彩瓷塑代表作品。同类产品在内蒙古也有出土。1954年山东曲阜杨家院出土有金代红绿彩男像和女像瓷塑,高度在30厘米左右,也塑造得非常传神精美。天津武清区齐庄遗址出土的金代男装观音坐像,高32.2厘米,极为罕见。天津武清区十四仓遗址还出土有高度不到5厘米的小型宋金红绿彩瓷塑。

  对红绿彩窑口的准确判定也有待探讨。郑州冯志刚藏有一件珍贵的金代修武当阳峪窑红绿彩标本,可以其明确标明了烧造地域和作坊,以此为参照,可筛选出当阳峪窑的红绿彩产品。由于窑址出土量少,大量的红绿彩标本出土于地层关系比较混杂的北方古代城市生活遗址里,地层多被扰动和打破,不能简单地把出土地临近的窑口作为产品产地。笔者赞同以大的区域来划分。并认为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贸然定产品的窑口归属,以免以讹传讹。

   对元明时期红绿彩的新认识

  

  由于以往公布墓葬资料中元代红绿彩资料较少,难以判定元代产品的风格,山西数座元墓出土的红绿彩瓷因之成为重要的断代资料。如山西汾西县元代至正时期(1341~1368年)刘用墓出土的红绿彩花卉纹碗,口径12.8厘米,提供了产品的下限年代,碗心也有五点横向的支烧痕迹,与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墓出土的天鹅纹盘在绘画风格和支烧工艺上有继承,显然烧造年代比元末墓葬出土物的时代为早。山西翼城元至正六年(1346年)墓出土6件小型人物瓷塑,绘画技法比较粗略,应为元末山西烧造红绿彩衰败时期的产品,同类产品其实1993年在山西翼城县郑家庄变电站还出土有一组,则被定为金代产品。其实两套瓷塑的相似度较高,这类瓷塑在山西晋南地区民间也有所藏。

  

  景德镇落马桥元代窑址发掘中,也发现有红绿彩高足杯残件,纹饰与同地出土的元青花互为呼应。

  

  就明代红绿彩而言,禹州和景德镇分别是南北方烧造红绿彩的中心区。深圳郭学雷对明代禹州红绿彩的比较研究深入细致,此处不赘言。明代禹州为中央机构大量供烧光禄寺瓶坛罐,很可能是推动明代禹州红绿彩烧造的主因。海外保存的禹州烧造明代红绿彩罐、梅瓶,其上的人物均可与景德镇明代前期的青花人物纹饰互为比较。关于明代景德镇红绿彩瓷,有两则墓葬资料值得高度重视,一则是四川平武县古城小坪山王玺家族墓出土的明景泰红绿彩梅瓶,高30.5厘米;一则是1967年山东充州市明鲁藩巨野郡王墓出土的两件弘治时期的红绿彩莲塘水禽和花卉纹盘,均应为明代民窑红绿彩产品。明代景德镇大量烧造的红绿彩瓷,早期以单纯的红彩为多见,其后由色调较少的北方金元风格逐步发展为色调丰富的五彩,并与青花工艺结合,推动了景德镇彩绘瓷烧造的日益兴盛。在山东淄博窑、河北磁县彭城窑、广东潮州枫溪等地方窑场的清来民国瓷器中,都有大量晚期红绿彩瓷传世。另外,作为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河南淮阳“泥泥狗”、陕西凤翔六营泥塑也沿用红绿作为民间泥塑玩具的彩绘色调,与金元以来的红绿彩古瓷在装饰上可谓异曲同工。

  

  

  民国至当代北方红绿彩伪品应予警惕

  

  民国以来,红绿彩古瓷受到国内外瓷器收藏爱好者、尤其是日本和欧洲藏家的重视,很多品相完好的金代红绿彩瓷流入日本。市场需求的增长催生了伪品制作,民国时期就开始出现在金代白釉瓷器上添红绿彩的伪品,近年随着收藏市场的繁荣,禹州、磁县等地都有金代红绿彩新仿品烧造,有些虽是作为仿古工艺瓷烧造,但也要警惕被作旧后冒充真品流入收藏市场。品相完好的金代红绿彩实际存世数量并不大,多有彩料磨损、老化等特征,民间市场上流传的金元红绿彩,对其品相、釉彩完好者应予以仔细辨识。目前仿古瓷绿彩不易仿制到位,购藏时可对绿彩的特征和老化程度多加留意。

  来源:《收藏》 2009年第0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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