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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明末清初的古董商人(上)

万君超    2010-01-14

  古董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有特别的专长,而且大都通晓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也有些商人原本就是世家子弟,所以亦通儒学和诗文。当他们在与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交往或交易时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亦商亦儒的双重身份并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或做作。

  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

  当我们在阅读明末清初的许多书画著录书籍、文人士大夫的笔记日记或书画家和收藏家的鉴藏题跋时,常常会看见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有许多活跃在江南一带或北方地区的古董商人们的身影。他们跋山涉水,走南闯北,凭借着自己丰富的经验和胆识以及错综的人脉网络,经营着当时一般商人较难涉足的行业——古董行业。这个行业其实在明代初期的江南地区已经有人从事了。加拿大学者卜正民在《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一书中曾经说过:“在明朝前期,只流传于极少数的精英人物中间的具有文化意韵的物品,如古董、字画,被大量地带到了道德真空地带的金钱世界。”但真正形成一定的市场效应和购售网络则是出现在晚明时期,即16世纪中晚期的嘉靖与万历年间,而尤以江南地区最具有代表性。

  任何一个行业能够成为规模或者形成市场,绝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它必要具备有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的因素,艺术品(古董)市场更是如此。晚明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的《好事家》一则中,提供了当时收藏界和古董市场的一些史料:其中有无锡安国、华夏,南京姚汝循、胡汝嘉、分宜严嵩父子、藩王朱成公兄弟、江陵张居正、苏州韩世能、嘉兴项元汴、太仓王世贞、王世懋兄弟、松江董其昌等许多收藏家,可见晚明年间,士人和权贵阶层鉴古藏古,已经蔚然成风。虽然他们都被沈氏称归入“好事家”的行列,有失公允。但他却揭露了当时古董行业的种种“劣迹”:“市贾又交构其间,至以考功法中董外迁,而东壁西园,遂成战垒。比来则徽人为政,以临邛程卓之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钟家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珍为异宝。吴门新都诸市古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君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从沈德符略带尖刻挖苦的文字里,我们知道了当时艺术品收藏其实是“吴人滥觞,徽人蹈之”的基本格局。虽然沈氏对徽商不无偏见,但他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当时艺术品市场以赝卖真、价格混乱的无序状况。他矛头直指徽州的古董商人,并对这些商人表示厌恶之情。而当时在江南地区从事古董行业者确实多来自徽州(古称新安)地区。

  今安徽南部、长江以南地区古为徽州,又称新安。宋徽宗宣和三年,改歙县为徽州,元设徽州路。朱元璋在至正十七年占领此地改名兴安府,后又更名徽州府,领六县:歙县、休宁、婺源、祁门、黟县、绩溪,府治在歙县。《明史*地理志》记载:徽州在万历六年,户一十一万八千九百四十三,人口五十六万六千九百四十八。当时徽州六县中的许多名门望族,十之七八皆是宋朝时因避战乱而从中原等地迁居来的“世家大族”。其中八大家族姓氏为程、汪、吴、黄、胡、王、李、方。这些士族迁居徽州之后,既失去了政治特权,又丧失了经济来源,再加之徽州地区地少人多,生存的空间日益严峻。明代《安徽地志》云:“田少而直昂,又生齿日益,庐舍坟墓不毛之地日多。山峭水激,滨河被冲,啮田即废为砂碛,不复成田。以故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其势然也。”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徽州赋税过重,使得农民不堪承受而纷纷外出经商也是重要因素之一。

  所以在多种因素的逼迫下,他们唯有凭借自己原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始了一种官商兼行、贾儒迭用的人生理念。甚至有了“士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认识。有的地方甚至“一邑士人之业贾者常达十之七八”,后来就逐渐形成了“土商相混”或“迭相为用”的“望族世俗化”。徽州商人开始逐步迁居或外出到国内许多的城市去经商,虽然在当时曾有“钻天洞地皆徽人”的谚语,但仍以江南吴越地区为首选,荆楚等地次之。在明代中期徽商以经营盐业、粮食、木材、海上商贸等为主,并以敢于冒险、机巧精明、互相联手和垄断结盟等方式,在各地商场之中异军突起并迅速积累财富。

  徽州商人在各地经营获得财富之后,除了绝大多数继续投资经商之外,有相当一部分资金回归故里。除了兴建住宅、祠堂、私塾和道路桥梁之外,他们还从各地购买了许多古董、字画回去。藏古鉴古,蔚然成风,且以家中有无古玩字画而分雅俗。我们今天可以从当时的书画著录、书画题跋和文人诗文集中可知,许多中国书画史上的赫赫名迹均曾为徽州人士所收藏过。如王献之《鸭头丸帖》、王维《江干雪意图》、阎立本《步辇图》、颜真卿《祭侄稿》、米芾《多景楼诗》、范宽《溪山行旅图》等等,另外“元四家”、“明四家”的书画名作更是数不胜数。正如德国一位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雷德侯曾经说过的:“中国绘画收藏品质的高低完全靠投下的金钱数目多少而定的。这些资金,不论是公家还是私人的,永远或多或少地配合了每一个朝代的政治和经济势力。”

  徽州富商、世家在鉴赏和收藏艺术品的同时,也在同道之间相互转让或交换藏品;还有因为某些特殊情况急需资金而变卖藏品。有了一定的市场需求,也由此产生了一批书画商、古董商或“居间人”(又称“牙人”),他们凭借着过人的眼力以买卖古董书画而牟利。由于他们在徽州有极深的人脉渊源和乡情关系,在其他地方又有良好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的艺术品市场中,徽州古董商人确实占有较大的市场份额。随着清初艺术品市场逐渐向北方转移,他们又成为了北方和京城地区收藏家或权贵们的艺术品购藏的代理人。古董商人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商人群体,他们不仅仅在鉴定方面有特别的专长,而且大都通晓某一门类的专业知识,也有些商人原本就是世家子弟,所以亦通儒学和诗文。当他们在与士大夫和缙绅阶层交往或交易时有着一些共同的语言,亦商亦儒的双重身份并不会使人感到突兀或做作。

  在明末清初的一二百年间,究竟有多少人在从事古董生意?恐怕是不会有确切的或大致的数字可以统计的。有些古董商人的名字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一是他们其中有些人自己就有著录书籍传世,像徽州人吴其贞的《书画记》、苏州人吴升的《大观录》。另外一些古董商人的名字能够流传下来,是一批收藏家、鉴藏家和文人士大夫的著录书籍或诗文集、书画题跋等原因。但绝大多数古董商人的名字早已被历史所遗忘了。我现从许多当时或后人撰写的史料、著录以及今人的研究专著中,选择几位明末清初的古董商人,简略地介绍一下他们的生平事迹。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是:我们在研究历史时要有一个生态,就是对历史上某些特殊群体的存在的关注,使之能够在繁花似锦的园地里看到曾经有过的一片绿意。(未完待续)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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