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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前世今生

刘明杉    2010-01-21

  湖南自古以来就有生产高温釉下彩瓷的传统,这种技法最早见之于唐代氏沙铜官窑。有白釉下绿彩,黄釉下褐彩,青釉下褐绿彩及青黄釉下褐、赭、绿三彩等品种。题材包括飞风狮狗、花卉诗文、胡人婴戏等内容。清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移民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开设龙窑窑场,以松柴为燃料。产品以碗、碟等日用粗瓷为主,此为醴陵制瓷之始。釉下彩工艺虽在唐代已出现,但长期仅有青花、釉里红等少数品种,难与釉上彩绘相媲美。近代醴陵窑烧制出了多色的釉下彩绘瓷,是对传统釉彩工艺的重大改革。其釉面莹润光亮,质朴古艳,受到海内外的一致好评。但由于国运不佳发展并不顺利,创立于1906年的湖南瓷业公司,1918年毁于战火,此后惨淡经营。1930年前后,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及其他商办窑厂相继倒闭,距创烧不足20年时间,釉下移瓷已基本停产。在醴陵釉下彩瓷发展史上,有两个里程碑式的阶段:1905年至1918年由粗瓷转为细瓷,办学校、引进人才,产品驰名世界;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口的高温细瓷在全国名列前茅,并成为国礼用瓷,“毛瓷”代表了此时的最高水平。

  

  起因:近代“实业救国”的产物

  

  醴陵地处湘东,隔罗霄山脉与江西为邻,位于萍乡、株洲之间,境内蕴藏优质瓷土,水陆交通便利,水运经湘江可直达长江各口岸,具备瓷业生产和持续发展的天然条件。据《醴陵县志》载,清雍正七年(1729年),广东兴宁人廖仲威在醴陵沩山发现了瓷泥,他向沩山寺僧智慧租凭山场,采掘瓷泥,建窑烧瓷。清咸丰二年(L852年)太平军攻打湖南,兵行所至,瓷器滞销。太平天国败后,醴陵瓷业又转兴旺,供不应求,至清光绪年间达到全盛。全县瓷厂480多家,窑户主要分布在东、北二乡,形成一个以沩山为中心、规模庞大的瓷业产区。但因工艺落后,产品长期以日用粗瓷为大宗。

  20世纪初,著名湘籍人士熊希龄积极倡导引进制瓷新技术和新原料,创烧出醴陵釉下彩瓷新品种。《醴陵乡土志》载:“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湘绅熊希龄,呈湘抚端方,拨库银一万八千两,于醴陵姜湾开办湖南瓷业学堂……招生学习,其年冬组织湖南瓷业公司集股五万元,即以瓷校生徒入厂制造。”由此可知,其创烧年代在清光绪晚期。熊希龄提出“立学堂、设公司、择地、均利”四项办法,次年与举人文俊铎在醴陵创办湖南官立瓷业学堂。他们从国外引进制瓷机械和技术,广聘国内外良师筹建了湖南瓷业公司,醴陵釉下彩瓷锐意创新,风格迥异于传统瓷,这项事业为挽救和振兴中国瓷业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近代醴陵釉下彩瓷的创始人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生于湖南湘西凤凰,光绪二十年(1894年)进士。受梁启超、唐才常影响,主张维新立宪,曾任湖南时务学堂提调,维护新学,支持变法。百日维新失败,被指为康、梁同党。后受湖南巡抚赵尔巽信任操办实业。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被列为二等参赞官,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熊希龄赴日考察看到日本制瓷业发达,产品精美,心灵很受触动,遂萌生了提高醴陵瓷质量的意愿。回国后,他同醴陵人大学士文俊铎赴沩山考察,收集瓷泥样品送日本化验,证实醴陵的制瓷原料可以烧出优质瓷器。于是拟就万言书呈湖广总督端方,力陈在醴陵创办瓷业学堂和瓷业公司,改良和发展醴陵瓷业。熊希龄在民国初曾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洪宪帝制时借故辞职,此后倾力于慈善、教育等事业,淡漠政治。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投身抗日救亡活动。上海沦陷后迁居香港,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于香港逝世,享年67岁。熊希龄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家瓷业公司,从企业名称到经营管理方式,都反映出近代企业的概念,并成功取得“各埠商贩之来此贩运者络绎不绝”的佳绩,在中国近代制瓷史和民族企业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印记。

  由醴陵釉下彩瓷刨烧的时代背景和动因上看,体现了近代“实业救国”的思想和爱国主义精神。据1926年醴陵傅熊湘《醴腹乡土志》载:“吾国以瓷器著名于世界,而产瓷之地在昔为景德镇,近世则首推醴陵。”又说:“考醴陵瓷土发现之始,约当清雍正间,其地为王仙附近之观口。尔后为沩山。瓷厂寝盛,而沩山碗遂专其名。然皆土法相沿,不知改进。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湘绅熊希龄,呈请湘抚端方,拨库银一万八千两,于醴陵姜湾开办湖南瓷业学堂,以县人文俊铎为监督,聘日人为教师。分辘轳、模型、陶画各科,招生学习,有速成、永久、艺徒等班,先后毕业者达千数百人,醴陵瓷改良之机,遂启于是。”在清末救亡图存的政治思潮中,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创办实业,大力开展劝业运动。醴陵釉下彩瓷的创始人熊希龄、文俊铎等人,为了振兴民族瓷业,以宪政官员身份考察日本,回国后提出“一立学堂,二设公司”的新式主张。在湖广总督端方的支持下,1906年于醴陵城北姜湾创立了官办“湖南醴陵瓷业学堂”。除本省师资外,还聘请江西景德镇技师和日本的制瓷技师安田乙吉、大凡理吉等为教员。

  熊希龄又招商集股,在瓷业学堂前购地建厂房装设备,成立“官办湖南瓷业有限公司”,生产高质量的釉下移新式细瓷,他亲为首任总经理。据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12月出版的《醴陵瓷业调查》(湖南省银行经济研究室编)一书介绍,自光绪三十二年醴陵细瓷生产以来,“其所发明之釉下器及釉下颜料制造方法,当时且为景德镇所不及。”产品问世后,立即引发轰动,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赞誉并多次获奖,一时间“风潮所布,举国若狂”。清宣统元年(1909年)武汉劝业奖进会获第一等金质奖;宣统二年获南洋劝业会第一等奖;宣统三年在意大利都朗博览会获最优奖;民国四年(1915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获金牌奖。清宣统二年(1910年),南洋《劝业日报》一篇文章写道:“前年春,游湘中,见该省出之釉下花瓷者,不仅青、红良种,且千门万类,各尽其长,不禁惊奇叫绝……其色泽鲜明、绘画之精致,更较前进步,且有新发明。紫色、黑色良种及釉下刷花,尤觉枝枝叶叶,秀色可餐,把玩之余,令人爱不释手。”在清末“实业兴邦”的洋务运动中,醴陵釉下彩瓷的成功,极大地振奋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爱国情绪,其创烧和发展,始终体现着中华民族锐意创新、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

  

  特点:制作科学 名家绘就

  

  近代醴陵釉下彩瓷表现出难能可贵的科学意识。熊希龄、文俊铎等人吸收近代教育理念,引入先进的生产设备,开办了中国第一个瓷业学堂,聘请中外教师教授美术和瓷绘技艺,迅速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人才。在瓷绘彩料的研制与创新上,湖南瓷业公司运用近代化学知识进行科学实验,创烧出以多种色彩表现画面的釉下五彩,以及釉下蓝彩、釉下绿彩、釉下墨彩、釉下赭彩等复色彩料。虽然国运多舛,致使这种彩料从创制到应用终结仅有20多年光景,却也为新中国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画面构图、色彩运用和笔法上,均受到近代美术观和应用技法的影响,同时继承、发展了中国传统瓷画技法,开创了瓷绘艺术的新风格。它具有无毒、抗腐蚀、耐磨损,永不褪色的科学特性。釉下五彩的基础彩料所用的原料,是以各种金属氧化物或其盐类为着色剂,再掺入一定的硅酸盐。这种彩料无须像釉上彩料那样,以含铅熔剂助发色和降低焙烧温度,也无须以低温熔剂为结合剂,使彩料附着在釉面上。由于这种彩料在高温烧制中,其熔融物与已熔融的坯釉相互粘台,加之釉层的覆盖,使彩釉能够牢固地附着在釉层之下,使彩在釉下更耐酸碱侵蚀,解决了金属氧化物釉上着色不利健康的问题。因彩料在釉层之下,器表光滑,手感极好,所以釉下彩瓷可制成无害、健康、美观的日用瓷。

  官办的湖南瓷业公司,性质介于官窑与民窑之间,瓷土采用釉果泥,制釉所需的硅石、方解石、云母均为醴陵境内所产,长石产自攸县。瓷釉有石釉和灰釉两种,石釉由长石、硅石、方解石与釉泥配台而成,烧成后呈乳白色。灰釉由石灰,糠壳和釉泥配成,烧成后呈淡青色。1907年以后,该公司开始使用自行研制的高耐火性金属氧化物瓷用釉下彩料,从而使釉下装饰呈现出五彩的效果。湖南瓷业学堂和湖南瓷业公司创办之初,熊希龄聘请了一些书画界的名家担任绘画教师并参与创作,使醴陵釉下五彩瓷的艺术起点较高。在众多名家中以彭筱琴和张晓耕为代表。彭筱琴是湖南浏阳人,擅书画,在醴陵创作时间长,影响大,很多名师出自彭的门下。张晓耕是江西萍乡人,又名张逢年,著名金石书画家,擅长釉彩及刻瓷。由瓷业学堂培养的游先理、傅道惠、吴寿祺等第二代画师也有很深的绘画造诣。因这些作品多由名家亲自绘画或在其指导下完成,所以艺术水平高,在当时已很名贵,传世品中亦多为佳作。

  

  工艺:博采众长 吸收景德镇和日本瓷技法

  

  醴陵釉下五彩瓷在工艺上博采众长,吸收了景德镇和日本瓷的一些技法,又结合自身特点,对原料进行配方。风靡于清末民初的景德镇浅绛彩工艺、日本瓷装饰和西洋画技法,均融入了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工艺中,并形成独特的风格。不拘传统、锐意创新,是醴陵釉下五彩瓷成功的根本原因。它的表现力极为丰富,既可清雅明快、又能古朴深沉,可谓是“浓妆淡抹总相宜”。彩料(尤其是复台色料)的组成,除着色金属化合物之外,还掺有大量石英、长石等无色氧化物,以提高其明亮度,降低饱和艳度。彩料有红、蓝、绿、黑、紫、黄等色,每种釉彩又分数色,如红色系有玛瑙红,桃红、芙蓉红、锰红;黄色系有钛黄、橘黄、柠檬黄、镨黄、钒锆黄;绿色系有草绿、浅绿、水绿、青松绿、苔绿;蓝色系有海碧、海蓝、钒锆蓝等,黑色也有艳黑、鲜黑之分。几十种彩料的搭配运用,为醴陵釉下五彩瓷丰富的艺术表现,创造了物质条件。

  醴陵釉下彩的色线分墨线和色线两种。墨色在高温中挥发,形成一道白线,这是其特有的工艺。色线烧成后呈现各种色调,随着墨线的挥发,画面的轮廓逐渐清晰,使花、茎、叶等纹饰的质感灵动,层次分明。画法主要有两种:1,双勾分水:又称双勾填彩,是基本面法。画风简洁明快,多绘工笔花鸟纹。2,西洋画法:采用西洋油画或其他彩画的表现手祛,光感对比强烈,配色鲜亮。旧藏北京故官博物院的宣统纪念款釉下五彩山水纹大瓶,运用的就是这种画法。彩料在釉层的覆盖下高温烧制,成品的色调自然和谐,即使红与绿等量配色,也不觉刺眼。在釉层作用下,瓷面光滑明亮,具有饱满的水分感。釉层经高温烧制,形成莹润光洁、润泽剔透的玻璃质薄层,釉下五彩瓷画透过表面的釉层,呈现出瑰丽缤纷的色彩。此外,清末民初还有雕刻填彩、刷花等新工艺。如湖南瓷业公司烧制的釉下五彩镂空葡萄纹瓶就是这时的精品。

  价值:近代醴陵瓷与“珠山八友”不相伯仲

  

  近代醴陵釉下彩瓷以湖南瓷业公司产品为主,另有湖南模范窑业工场及湖南瓷业学校、长沙台田讲习所等题记的釉下彩瓷。1905年至1930年之前的款识分光绪、宣统、民国三个时期。光绪末年款识有“湘造”“湖南制造”“湖南瓷业公司”“湖南瓷业学堂制”“湖南瓷校”“瓷业公司造”“戊申湖南瓷业公司造”等。早期产品胎体较厚重,款识多为楷书或行书。宣统时期有“大清宣统元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大清宣统三年湖南瓷业公司”。民国初期有“洪宪元年”款、学校及画师名款“大清宣统二年湖南瓷业公司罗正五制”等,作坊款“湖南模范窑业工场造”“台田”“台田讲习所造”“长沙台田”“长沙台田瓷业讲习所谨制”。款识有双圈和无圈两种,多为楷书,也有隶书。印章款较多,有方形、圆形、椭圆形和叶形等,有蓝、红、朱、墨、绿等色。目前常见的清末民初醴陵釉下五彩瓷有“湖南瓷业学堂”“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模范窑业工场”三种款识,其中窑业工场款出现较晚。近代醴陵釉下五彩瓷质量高、产量少,其价值与同时代景德镇“珠山八友”瓷不相仲伯。因为它们中的陈列瓷居多,损坏率不像碗、盘、碟等生活用瓷那样高,所以民间尚有少量传世品。

  

  发展:最富盛名的“毛瓷”为其代表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央决定恢复湖南醴陵窑业,1955年,在湖南瓷业公司和湖南瓷业学堂的基础上,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正式成立。1956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了湖南省醴陵瓷业总公司,拨款800万元,发展醴陵瓷业,又将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划归醴陵瓷业总公司管辖,醴陵瓷业进入了崭新的发展时期。同年,陶瓷研究所聘请名师传授技艺,使已停产25年的釉下五彩瓷获得了新生。此时期高档醴陵釉下五彩瓷以精选的高岭土、石英、长石为原料,胎质坚密洁白,釉面光润。彩料艳丽,最富盛名的“毛瓷”为其代表。毛泽东晚年喜爱醴陵瓷器,据《醴陵文史》载,群力瓷厂曾多次接受为毛泽东烧制瓷器的任务。1971年9月2日接受为毛泽东试制釉下彩餐具和烟灰缸的任务,并按时完成送往北京中南海。1974年5月奉命烧制带盖鱼盘,计42厘米,40N米的各30件,15.5厘米浅型大碗80件。1974年11月承制内外饰釉下彩薄胎碗40件,茶盅40件,盖杯40件。1974年,又接到秘令要求研制釉下五彩、内外双面花、轻便耐用、保溃陛好,无铅毒、不含镉、不褪色的餐具。当时,群力瓷厂只知这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政治任务”,却不知是毛泽东专用瓷。瓷厂成立了研究小组多次试制,设计出“芙蓉”“月季”“菊花”和“梅花”四季图案。釉下彩双面花,采用在生坯上绘画,碗内双勾描线、釉下分水填彩的工艺,这种工艺在当时的制瓷业界尚属首创。一共烧出成品逾两万件,从中精选出佳品40件。

  从20世纪50年代起,湖南省陶瓷研究所曾数十次为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烧制日用瓷,为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国家级博物馆等研究、开发和生产陈设瓷、礼品瓷及国宴用瓷。1986年以后,群力瓷厂设计制作的肖像挂盘分别赠给英国女王、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总统希拉克等各国元首。20世纪90年代该厂还为江泽民制作了赠送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红山茶咖啡具。2006年10月,湖南省陶瓷研究所委托公司为中非台作论坛北京峰会研发了“中国红牡丹天球瓶”礼品瓷50套,作为胡锦涛赠送出席峰会的非洲48国元首及贵宾的礼品。

  2004年8月,受中国奥委会委托,醴陵金煌瓷艺复制开发了“巴拿马金奖瓶”,由国际奥委会荣誉主席萨马兰奇、现任主席罗格、希腊奥委会主席尼古拉乌、中国奥委会名誉主席何振梁,分别用四种文字在瓷瓶上题词“从长城到奥林匹亚”,并命名为“世界和瓶”,底款贴有“醴陵国瓷特贡”图章,作为中国奥委会赠送国际要人的礼品,其中两件被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博物馆和雅典奥运纪念馆珍藏。该瓶制作过程使用了30多道工序,烧制温度高达1410℃,甄选出的作品为重量在1500克以下的薄胎瓷。当代醴陵窑的主要名家有邓文科,陈扬龙、王坚义、孙新水、熊晖、许石斌、邓建波、张骥、谭演湘、陈超等人。

  醴陵瓷窑的创业史,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和抗争史同步,与中华民族的安危荣辱紧密相连。釉下五彩瓷自创烧以来,醴陵瓷人从未停止过创新进取的步伐,几代醴陵瓷人以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昭示着“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湖湘精神。醴陵釉下五彩瓷的创烧和短暂辉煌,是近代先进中国人“实业救国”理想的写照;今日醴陵釉下五彩瓷的欣欣向荣,也是当代中国走上民族复兴之路的缩影。正因为醴陵釉下五彩瓷百年的创业历程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休戚与共,所以才拥有了今日“红色官窑”的独特地位。

  来源:《艺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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