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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及其成就

余勐、孔铮桢   2012-02-13

  一、前言

  勿庸置疑,在封建社会时期景德镇的制瓷工艺不但处于中国制瓷业的领先地位,甚至于拥有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无法企及的高超制作技术和华丽的艺术特色,这些成就在今天看来不得不归功于设立于景德镇的“官窑”。官窑作为当时直接受命于最高统治阶级的特殊政府工艺制作机构,拥有最好的制作人员,最先进的制作工艺,最优秀的制瓷原料。因此可以说景德镇官窑瓷器拥有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并影响着景德镇名窑乃至其他地区陶瓷生产的艺术表现。

  二、景德镇官窑的定义及其发展历史

  景德镇的官窑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纵观历史的发展,官窑在景德镇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不过其真正的确立、发展并昌盛则要到明清两朝。随着统治阶级的不断重视,景德镇官窑迅速发展,在短时间内积累了大量身怀绝技的制瓷工匠及制瓷工艺秘方。加之统治阶级给予的优质制瓷原料。官窑的特殊地位日益鲜明。

  不过说到底,“官窑”只是我们对某一类特殊陶瓷产品的统称,区分官窑瓷器必须建立在与民窑瓷器的对比基础上。

  1、景德镇官窑概念的限定

  官窑,顾名思义,它针对的消费群体一定是“官”。即社会的上层统治阶级,其中尤指皇帝及其高级臣僚。正如叶英挺说:“所谓……官窑是由官方营造并主持烧造的。一切行为都以服务于皇宫为基础。官窑还能够强制占有优质的瓷土和原料,劳役天下的能工巧匠,而且控制了釉料和制瓷工艺,严禁民问进行仿制,不计生产成本,制作技术精湛,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制瓷工艺水平。每一个操作环节都力求做到精益求精。皇宫内派出内官对官窑进行直接管理。在<大明会典>中就曾有‘明承元制,凡朝廷烧制瓷器,必由内府定夺样制’的文字记载。其所谓‘样制’指除了某类瓷器在本身的器形、规格、釉色、纹饰都要求纯正、规整以外,风格也要求统一。另据史料记载分析,官窑的烧造场所还会配有专门的军队把守。即使是当地官员也无法接近,更无法见到各种器物,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其瓷器的独有性和特权性。”中国古代瓷器官窑烧造制度是古代自然经济、皇权专制条件下出现的特殊产物,它是一种超经济的文化现象。

  笔者个人认为在中国的众多官窑中景德镇官窑的艺术成就尤为显著,因此,本文所说的官窑。是指自元代开始设立于景德镇专门为皇室烧造瓷器的窑场,其基本特征是非商品性生产,追求近似于完美的产品质量和精巧的工艺技术表现,有着严格政府管理体制的窑厂。

  2、景德镇官窑的发展历史

  在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中,从宋开始就一直有官窑、民窑之分,譬如《格古要论》就说“古饶器出浮梁县御土窑者,体薄而润,最好。”而且还讲到“大都出于御窑者。悉注有‘景德年制’四字。其色多蓝,间有纯白、纯绿、淡紫、淡灰者”,在婺源《嵩峡齐氏宗谱》中也记载了景德镇宋代为皇室烧造贡瓷的史实。

  到了元代则设浮梁瓷局,以提领监陶,后改为本设总管。他们烧出的“景德年制”,“枢府”等款式的瓷器,分别称为“景德窑”,“枢府窑”等。《格古要论》载:“元袭宋之御土厂为瓷器作为贡品。”与此同时,不仅要为皇家烧造御用瓷和宗庙的祭器,还要为元朝的军事机构“枢密院”生产大量的专用瓷。

  明代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在景德镇设御器厂,在御器厂曾立有一块刻于崇祯十年《关中王老公祖鼎建贻休堂记》石碑,碑文中说:“我太祖高皇帝三十五年,改陶厂为御器厂”。明代的景德镇官窑特派厂官,经费出自地方,编役人夫,设窑达五十几座,专门烧造御器即贡器。其鼎盛时期为永乐、宣德年问,明代中晚期则因政府经费划拨等原因停烧。

  清政府在明代珠山御窑厂的基础上继续扩大和发展了官窑的生产,其产品分“钦限”和“部限”两类。其中尤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为繁盛,在皇帝的关心和督陶官的努力经营下,新颖的产品层出不穷。

  三、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

  作为拥有独特消费群体,高超制作工艺和优秀原材料的景德镇官窑在元明清三朝带领了整个中国制瓷业的发展,以其优雅的艺术特色征服了当时绝大部分的人群。详细区分不难看出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其装饰题材、装饰方法等方面。

  1、丰富而又不乏时代性的装饰题材

  景德镇官窑瓷器自元代以来拥有相当丰富的装饰题材,为了迎合统治阶级的审美趣味,这些题材多集中于具有吉祥含义的内容上。如动物纹样中有表示皇权的龙纹和风纹,表示吉祥的麒麟、辟邪、鱼藻、锦鸡、孔雀、百鹿、仙鹤、蝙蝠、鸳鸯、瑞兽等;植物纹样中有寓意“春秋繁华”的牡丹和菊花,寓意长寿的仙桃,寓意清廉的缠枝莲纹,寓意吉祥的灵芝、瓜果、兰草、三友等;人物题材中有元代常见的戏曲人物故事“莺莺传”、“萧何月下追韩信”,明清常见的高士图、人物楼阁图、百子图等。这些装饰题材的种类丰富而又多样,且因统治阶级的要求在使用过程中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性特征。

  元代的官窑瓷器因主要用于向伊斯兰等地区的外贸输出,因此在题材选择上外销官窑瓷常见装饰有缠枝花卉、如意、宝相花等容易为国外消费者所理解的纹样,而供元代皇室使用的官窑瓷器上则常见八达码、如意、杂剧人物故事画这类具有民族性和鲜明时代性的纹样;明代前期由于统治者的严苛政令,因此几乎不见容易被统治阶级看作映射时势的人物题材,且少见果实类纹样,因而形成“有花无果”的装饰风格,中期以后随着政治制度的逐渐开放以及统治者对于官窑瓷器的影响,装饰题材内容越来越多,明后期甚至有接近于民窑装饰纹样的趋势;清代前期景德镇官窑由于受到雍正、乾隆的格外关注而表现出更明显的时代特征,如当时统治阶级对于繁缛纹饰的热衷和对于西方绘画的喜爱均在官窑器物装饰上有所表现,清代中后期由于政府统治的日益衰落,景德镇官窑也慢慢的走入了下坡,不过此时官窑瓷器的装饰纹样再次表现出与民窑接近的趋势,但整体上还是继承了之前的吉祥类装饰题材。

  2、先进而又细致的装饰方法

  如前所述,景德镇官窑在统治者的控制下拥有当时最先进的技术人员和原材料,加之皇室对于细致华丽风格的推崇,造就了景德镇官窑瓷器生产中细腻的装饰方法。

  1)形象的细致

  在元明清三朝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产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官窑瓷器都装饰有及尽细致的形象,无论是元代须毫毕现的人物画题材,明代瓜果花卉清晰的叶脉及果肉质感还是清代雍正、乾隆时期繁杂到无以复加的云龙缠枝莲纹,每一件官窑瓷器都尽可能的用细致清晰的笔触来营造出瓷器整体装饰华贵和整齐划一的视觉感受。

  2)多样而先进的装饰种类

  总的看来,元明清三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装饰种类可谓多样。自元代开始,青花、釉里红、卵白釉就已成为浮梁瓷局主要的督造品种;明代则出现了建立在红绿彩基础上的“斗彩”“填彩”装饰以及丰富的色釉装饰种类;清代景德镇官窑一方面继续发展传统的青花、五彩、古彩装饰以外,随着西方文化的渗透,创造了以珐琅彩为原型的粉彩装饰种类,且继续发展了色釉装饰体系,在督陶官的努力下还找回了久已失传的颜色釉装饰方法,如传说“郎红釉”就是由郎廷极根据明代的铜红釉装饰发展和创新的。

  3、独特审美群体影响下的艺术美特征

  中国的统治阶级往往是文人士大夫的代表,他们通常具有深厚的文学底蕴、高雅的艺术情操以及独到的审美观念,因此,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景德镇官窑直接将这一特殊审美群体的思想观念进行了充分的表述。

  在文学底蕴上,无论是少数民族政权元、清两朝还是汉族政权明代的统治者都相当推崇中国传统的文学艺术,而中国的传统文学通常建立在儒道思想的基础之上,因此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装饰纹样往往包含意蕴深长的高山流水图,飘逸出世的高士仙人图或者象征文人骨气的“岁寒三友”图。

  在艺术情操上,统治阶级由于从小拥有良好的艺术教育,因此他们本人也许就是优秀的画家,在直接受命于他们的景德镇官窑瓷器纹样中常常会出现以皇帝或大臣的绘画为摹本的装饰题材。如今天很多古陶瓷研究学者认为元代“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就其构图的完美性来看,此瓶的装饰纹样必来自于宫廷画家或精于绘画的上层社会所绘蓝本;明代宣德皇帝本人雅爱书画,在宣德一朝的景德镇官窑瓷器装饰纹样中就可以看到类似于中国传统绘画形式的装饰题材;清代督陶官唐英的《恭进御制诗瓶及自拟新样瓷器奏折》明确记载:“……八月二十四日接到养心殿造办处来文,恭录御制诗一首,……交奴才照前造挂瓶款式制造数件……奴才自行画样制坯,又拟造得新样瓷件一种”,由此可见当时景德镇官窑的瓷器装饰除传统纹样之外还有直接采用皇帝诗词或大臣直接创作的“新样”。在统治阶级的积极参与下,官窑瓷器产品显然具有了与民窑产品完全不同的艺术情操。

  统治阶级作为社会中极小部分的精英人才,其审美观念自然也与民众有着极大的差异。统治积极掌有对普通民众生杀予夺的权利,因此造就了他们无需仰承民间审美习俗的观念,可以说任何一个朝代,统治阶级始终走在审美观念发展的最前沿,所谓“上行下效”就是说统治阶级的言行举止和审美方式常常被民间效仿。故而,在今天传承下来的景德镇官窑瓷器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统治阶级独特审美观念的表现,例如他们对于吉祥题材的热衷,对于文人情怀的抒发,甚至对于西方文化的积极吸纳都构成了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

  四、景德镇官窑瓷器的成就

  作为元明清时期中国陶瓷制作的代表,景德镇官窑瓷器表现出积极而又深刻的社会影响,并为以后中国的陶瓷生产提供了实用的创作方法,具体表现在:

  l、发展了景德镇的传统制瓷工业

  由于官窑生产不以商品交换为目的,这就决定了它在生产中为了保证官窑瓷器的质量,往往把优质原料和优秀工匠垄断起来,只求获得质量优异的产品。景德镇为皇室烧造御瓷向来是不计成本的,从考古发掘成果和拍卖行历年来的拍卖品来看,进贡的官窑器不能有一点瑕疵,在烧成后即使发现有芝麻大的缩釉点,也会被打碎后就地掩埋;残次品一旦流向民间,窑督和窑工就有杀头之虞。所以,官窑瓷器所选用的原料也必然是当时所能获得的最好、最稀少的材质。如《明神宗实录》明确记载“御用回青……买之甚难。因命甘肃巡抚田乐设法召买进,以应烧造急用,不许迟误”。此外,景德镇东乡出产的“麻仓土”也因质地细腻而成为宣德官窑的专用瓷土。当然,这种近似于吹毛求疵的制作工艺和高档原材料的使用往往也使居于末世的统治阶级不堪重负,如《明孝宗实录》记载:“饶州烧造磁器……动费不赀……景德镇烧造瓷器所费不赀,卫所军士有半年不得支粮者”。不过正是在这种对于工艺和原材料的极度追求下,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才能够拥有较高的制作工艺。

  这种对于制作技艺的发展始自元代浮梁瓷局。在元代,由于蒙古族统治者崇尚“青白”二色,因此可以相信在为统治者服务的过程中,浮梁瓷局发展了青花及釉里红装饰的技术,这一发展一方面奠定了后来景德镇陶瓷装饰以青花为主的基调,另一方面,浮梁瓷局以其层次分明、主次有致的陶瓷装饰方法受到了亚欧大陆部分地区广大消费者的喜爱,大大推动了景德镇制瓷工业的发展。

  明代设立的珠山御窑厂则在皇帝的亲自督促下以青花、釉里红装饰为基础发展了大量新颖的陶瓷装饰和制作工艺,如永乐时期的甜白釉锥花产品,粗看是一件白中微微泛黄的单色釉瓷器,但对着阳光欣赏确可以发现在釉色之下还刻有细如发丝的纹样,精致者甚至于可以达到瓷器内外两面花纹完全不同却不会相互影响欣赏效果的程度,这种高妙绝伦的装饰技术在官窑之前是没有出现过的。此外,明代景德镇官窑还大大发展了陶瓷的单色釉装饰体系,如娇黄、霁蓝、铜红等都是在明代官窑生产中达到顶峰的,这些单色釉的配制和烧制成功大大丰富了后来景德镇民间窑厂的装饰方法,有力的推动了景德镇成为陶瓷生产重镇。从宣德时期开始,景德镇官窑接受皇帝的旨意,开始创制釉上彩装饰技艺,釉上彩的出现使得景德镇包括官窑和民窑在内的所有窑厂有了更大的技术进步,其丰富的色彩视觉效果使得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在当时众多的陶瓷产地中居于完全领先的地位。

  清代景德镇官窑更是在皇帝和督陶官的双重监督下迅速的发展其制瓷工艺,并将这些工艺有意或无意的流传到民间,继续推动着景德镇整体制瓷工业的发展。如官窑首先利用传自欧洲的珐琅彩技术创造出粉彩装饰,这种装饰方法成为景德镇自雍正以后除青花外最为著名和独特的装饰方法。在制瓷技术上,由于官窑为了满足统治阶级对于精巧奇美的要求,还创烧了包括转心瓶、交泰瓶和“瓷母”在内的众多陶瓷造型,虽然由于政治策令的限制,这些器物造型并不能在民间生产,但官窑无疑为景德镇培养了一批掌握有高超制瓷技艺的工匠,后期随着官窑的逐渐解体,这些工匠及其子孙将官方陶瓷的制作工艺带到了民间,从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景德镇陶瓷的制作技巧。

  虽然我们今天会觉得统治阶级对优质原料的绝对占有显得并不公平,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因为统治阶级将最优秀的原料和最熟练的工匠以及当时最完善的制瓷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创造出当时最先进的制瓷工艺,虽然统治阶级颁布了一定的保密条令,但在后期“官搭民烧”的过程中,这些先进的制作工艺大大推进了景德镇整体制瓷水平的飞速发展。因此,景德镇官窑瓷器实际上为景德镇乃至当时整个中国的制瓷产业提供了先进的制作技术,奠定了中国制瓷业不断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2、真实再现了贵族审美取向的时代性变化

  曹新民在《官窑御器》一文中提出官窑瓷器的用途:“一是宫廷御用瓷,包括赐给功臣国戚的赏瓷;二是对外交往的礼品瓷;三是用于海外贸易的商品瓷”。其中第一种是景德镇官窑瓷器最常见的用途,在历史典籍中不乏例证,如《雍正记事杂录》记载:“雍正八年十月,御窑厂奉命再将赏用瓷瓶烧造些来”,这种赏瓶以青花料配合缠枝莲纹取其“清廉”之意,雍正用赏瓶的目的是整饬吏治,奖廉肃贪。此外,同治十年即1871年,爱新觉罗载淳大婚,景德镇御窑厂依照内宫绣理处的设计要求,一次烧造出包括尊、鼎等四十多个品种共224套件的婚典瓷,都是红地龙凤双喜的粉彩装饰,其纹饰工整细腻,色彩富丽喜庆,堪称一绝。因此,景德镇官窑瓷器的制作诚如《陶雅》言,是“其任百尔,持事媚兹一人”。所谓“媚兹一人”,就是完全服从和服务于皇帝的喜好和兴趣。这些贡瓷中有不少还题写了帝王的堂轩款识,如康熙有“静惕堂”、“中和堂、”;雍正有“东园文石山房”;乾隆有“养和堂”等。可以推断,由于景德镇官窑服务对象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可以根据传承至今的部分官窑瓷器来真实的再现当时贵族的具体审美取向。如元代大量生产的青花和卵白釉产品可以说明史书中记载蒙古族“青白相尚”的民族审美特征,而青花装饰中大量的汉族历史故事和传统龙凤、缠枝莲纹也反映出蒙古族统治者积极学习汉族文化的历史现象;明代永乐年间官窑瓷器中多见阿拉伯银器造型的特点反映出此时皇帝随着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对异域文化风情的推崇,而宣德一朝的官窑瓷器多见书画装饰纹样则映衬了此时皇帝对于文人书画的热爱,之后“成化无大器”的特征则表现出皇帝细腻秀雅的审美取向;清代康熙官窑整体表现出的硬朗之气反映了皇帝本人的气质及其对于阳刚之美的喜爱,雍正粉彩在官窑的迅速发展则反映了皇帝对于柔美之感的热衷,乾隆一朝的官窑瓷器及尽繁缛之能事,并且融合了众多的欧洲装饰风格,使得我们今天能够联想到这位“十全老人”对于西方文化和“以繁为美”的宫廷文化的推崇。

  当然,由于官窑瓷器除了直接服务于帝王的日常生活之外,还常常成为帝王对外交往中的礼品,因此我们还可以根据官窑器的生产变化来认识统治阶级的对外交往政策及其宗教信仰。如元代浮梁瓷局的青花瓷器大部分为体态巨大、形制厚重的器物,加之现今我们多见元青花瓷器藏于土耳其等国,可以推知元代统治者与欧洲地区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官窑器中多道教纹样的特点则明白元误的告诉我们这两位皇帝对于道教文化审美的情有独钟;《清史稿》记载乾隆赐予入朝觐见的班禅“不可胜计”之瓷器,以及《清代藏事辑要》中记载道光二十四年皇帝赐给十一世达赖喇嘛“瓷器十”的历史则再次确立了清代统治者独尊藏传佛教的宗教信仰特征。

  可以说,景德镇官窑的成就不仅仅表现在它所具有的艺术特征上。还表现在它能为后人再现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真实历史情景。

  3、确立了特定消费条件下的陶瓷制作体系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无穷无尽的财富。因此官窑是封建特权的派生物,其生产目的是非商品性生产,在这一前提下,官窑就产生了与民窑截然不同的陶瓷制作体系,这一体系包括人员制度的安排以及对于烧成产品的处理方式。

  (1)人员制度。

  从窑厂的管理制度来看,民窑工匠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他们可以是专职的陶瓷制作工匠,也可以是农闲时“客串”的业余匠人,而景德镇官窑的工匠则因直接隶属于政府,因而丧失了部分或全部的人身自由。这种“匠籍”制度开始于元代。忽必烈不仅选定景德镇作为浮梁瓷局所在地,还把大批俘获的陶瓷工匠流放到瓷局里充当“工奴”,形成了“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的官窑优势。明朝永乐以后,景德镇御窑场已经完全实行衙门式的管理,督陶官或监窑官直接代表皇帝,事元巨细,都须向其察报。而明代万历刊刻的《江西省大志》中则记载明代的陶工名列匠役,分为三类:一种是长年供役,可免除其家庭负担的赋役;一种是轮流上班,业外时间可自谋生计;另一种是“拘获”来的,直接编列匠籍的工奴。这类人不仅没有人身自由,而且世代为奴,终身不变。在御器厂,所有的工匠都是没有报酬的劳动,既使是在厂内打杂做粗的砂土工,他们的“工食银每人一年七两二钱”,也是“赴县给领”,并不是由御器厂散发的。因此,在生活负担的重压之下,明万历二十五年爆发了镇民反对督陶官潘相的斗争,极大地动摇御器厂匠役制的统治基础的。清代顺治十一年,朝廷明令废除匠籍制度,御窑厂陶工实行雇募制,解除其贱民身份,“凡工匠、物料、动支正项钱粮”均由御窑厂“按项发给”。在唐英督理陶务时期,工匠每月的“工食银”约为二两,这比明代的工资待遇提高了一至两倍。从而调动了陶工们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康雍乾三朝瓷业相当发达,仿古创新的制品精良,从而赢得了中国古代瓷业生产的黄金时期的评价。

  (2)烧成产品的处理方式。

  官窑产品,特别是所谓“正色”产品,一般不能用于市场交换。而且,由于官窑瓷器的使用范围局限于宫廷,非奉旨或赏赐,虽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也不能擅自使用或仿烧,否则将治以重罪。因此,与民窑相比,为皇室服务的贡瓷在使用上有着更多的规矩和限定,如清代规定官窑瓷器除按照工部设计的款式或样品生产外,还有十分严格的装饰要求,御瓷上的龙纹必须画五爪龙,皇帝是可以任意使用,而皇室其他成员则要按规定使用,皇太后、皇后的餐具可用黄釉装饰,贵妃用里白外黄的,一般妃子则用黄地绿龙,嫔用蓝地黄龙,贵人用绿地紫龙。并且在官窑的烧成品中一旦有些许的细节失误出现。那么就必须毫不犹豫的将这件次品就地销毁,如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有一件出土后修复的青花大瓷盘,上面画了一条团龙,无论是釉色和器型都无可挑剔,但因为一条腿上错画成六爪龙便砸碎深理了,可见其规制之严厉。而民窑生产的瓷器因针对普通大众消费者,因此相对来说对于成品的处理就显得宽松了许多。那些被销毁的瓷器无一不是有着严重的致命缺陷,如大量的粘联、炸裂,而一些明显变形的器物如果没有太大的影响使用的话依然会被存留下来,以低价售出给收入较低的社会阶层,今天在景德镇的一些明清平民墓葬中常常可以发掘到留有使用痕迹的口部严重变形成椭圆装的青花瓷碗被当作墓主人的私有财产而陪葬。

  可以看到。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生产还确立了明显的根据社会地位差异来决定具体的陶瓷制作体系,从而有效的控制了生产成本和人力资源,这也是后来景德镇制瓷工业发展的一大特色。

  4、帮助明确了商品市场中的陶瓷营销方式

  我们今天在谈及景德镇陶瓷营销方式的时候往往更多的关注民窑的表现。所谓民窑即民间瓷窑,以商品性生产为主的瓷窑,生产的瓷器都为满足国内外市场普遍需要的日用瓷和陈设瓷,销售地区极为广泛。因此主要以普通百姓为服务对象,根据市场的需求,选择适当的地方自行生产与销售各种瓷器。

  但笔者认为,官窑实际上帮助了民窑营销方式的确立。与民窑一样,官窑也拥有自己的消费者群体,不过这个消费群体是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定的。作为为统治阶级生产瓷器的景德镇官窑很明确的掌握了它的目标消费群体,在设计制作的过程中自始至终完全以统治阶级的审美倾向作为设计的主题。这种因人而异的制作方法也使得后来的民窑陶瓷生产积极的根据目标消费市场的特征有意识的设计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类型。

  因此,可以看出景德镇官窑瓷器的艺术特色是随着统治阶级的更换而不断变化的,但其根本建立在以奇巧精致为美的基础之上。而其成就则表现在它与景德镇民窑一起相辅相成,共通推动了景德镇整体制瓷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景德镇在陶瓷制作上的霸主地位。

  来源:艺术百家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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