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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荔子碑》及其“化身”

刘汉忠   2013-02-04

  “荔子碑”之源

  唐元和十年(815)六月,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抵达柳州任刺史,至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病逝于柳州,时年47岁。他预知自己的死期,对部将说过这样的话:“明年,吾将死。死后为神。三年,为庙祀我。”柳侯治柳,有德于民,人们于是在罗池旁建起罗池庙(即柳侯祠)。这是柳宗元独享的崇祀,是他精神世界的托身之所,也是人民朴素情怀的寄寓之地。

  珍藏于柳侯祠的国家一级文物《荔子碑》(图1、2,以首句“荔子丹兮蕉黄”得名,又称为《迎享送神诗碑》)高231厘米,宽129厘米,10行,行16字。文字为唐代韩愈《柳州罗池庙碑》的末段,是人们祭祀柳宗元时诵唱的歌辞。韩愈碑文撰写两百多年之后,北宋的苏轼写下这段歌辞,待到罗池庙刻为《荔子碑》则是在南宋嘉定十年(1217),距东坡书写又是百余年之遥。碑文云:

  荔子丹兮蕉黄,杂肴兮进侯之堂。侯之船兮两旗,渡中流兮风汨之。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入庙,慰我民兮不颦兮以笑。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白石齿齿。侯朝出游兮暮来归,春与猿吟兮秋与鹤飞。北方之人兮谓侯是非,千秋万岁兮侯无我违。愿侯福我兮寿我,驱厉鬼兮山之左。下无苦湿兮高无乾,秔稌充羡兮蛇蛟结蟠。我民报事兮无迨其始,自今兮钦于世世。

  《荔子碑》讲究笔画内在的刚健和用墨的浓重,结体疏密相间,体现出内美外拙、凝重雄强的风貌,宋人朱熹有“奇伟雄健”之赞,明代王世贞评为东坡 “书中第一碑”,堪称东坡书法的代表之作。这些都已是书法史上的定论。

  《荔子碑》的奏刀同样堪称杰作,能将东坡书法神韵最大可能体现于碑石之上。刻碑时从字划的右缘和下缘用斜入法,而字划左缘和上缘则正下刀。刀法正下,能存碑字轮廓的完整,以传笔法;刀尖斜入方能细腻表现原件毛笔书写特征,以存墨痕。《荔子碑》摹刻精工,锋棱宛然,点划之间见神完意足之态。东坡传世有《前赤壁赋》、《丰乐亭记》、《醉翁亭记》、《金刚经》、《司马温公碑》等,《荔子碑》刻制之善,居诸碑之首。我们在向书法大师东坡先生膜拜之时,同样应该向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刻工致敬。

  关庚跋语《荔子碑》得以刻碑的特殊因缘,出自于两位至关重要的人物。“帅相安公”即安丙,字子文,四川广安人,南宋淳熙间进士。嘉定七年(1214 )三月为同知枢密院事,同年以湖广安抚使、知潭州。另一位即碑后留刻跋语的关庚。他以从政郎赴柳州军事推官权兼柳州佥判任,取道潭州(长沙)拜谒安丙。临别之际,安丙将收藏的《苏轼大书韩愈享神诗》脱手相赠,嘱刻于罗池。关庚抵任之后,刻碑事得到柳州知州桂如箎“慨然”同意。关庚于碑后的跋语感叹再三,既是一篇纪事铭文,也可作情感小品读之。落款者有关庚、桂如箎和柳州州学教授廖之山。

  《荔子碑》就此静静地伫立于罗池庙。然而传至明代曾不幸折断为三,散离委弃,之后又寻得,复合一体。乾隆《柳州府志》卷十八《古迹》记载说:“断碑在柳侯祠内。唐韩昌黎诗,宋苏子瞻大书刻石遗柳民歌以祀侯者,俗称韩诗苏字柳侯碑是也。亦因兵燹中毁弃,后筑外城,军士拾得碑一角以砌城,城辄崩,因取还,与原碑合。”庆远知府岳和声万历四十年(1612)三月十六日道经柳州,他在《后骖鸾录》记载说:“读眉山所书昌黎氏《荔子碑》,摩娑折角之字处。先是,柳城屡溃,屡筑旋复溃。畚镭者从溃土中得碑角之一字,与故痕合,而城始就筑。嗣后贮折角柳库中,摹拓者必得请而后碑始全,亦一奇也。”很显然,敬祀柳侯的人们在宣示一种情感:碑为神物,不可轻慢,更不能损毁。这是《荔子碑》越近八百年时光传承至今的原因所在。清代乾隆年间,柳州知府刘祖曾重刻一石,原款原式,与祖本同藏祠中。“文革”时《荔子碑》因为有心人用灰浆掩盖而幸免被砸。荔子碑在善良朴质的人们心中,即是神物。

  东坡法书因为刻成《荔子碑》而从偏隅之地的柳州不胫而走,名传遐迩。历代过往柳州的文人墨客莫不一睹为快。崇祯十年(1637)六月,徐霞客游柳时“西过唐二贤祠,觅拓碑者家,市所拓苏子赡书韩辞二纸”。历代多有求取拓本以传观仿临,或重刻以流布之举,可见人们的珍视。“荔子碑”也因此开始了真身复制、传布四方的旅程,这是中国碑帖传刻中的一件文化韵事。

  三苏祠的“柳州碑”

  四川眉州的三苏祠是苏洵、苏轼、苏辙的故居。庭院内绿水萦绕,荷池相通,小桥频频,曲径通幽,堂馆亭榭掩映在翠竹浓荫之中,错落有致。祠中原来的消寒馆现已改作碑亭,珍藏历代碑刻共150多通。最夺人眼目的自然是苏东坡《罗池庙诗碑》(即荔子碑,图3、4)、《表忠观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四大名碑。

  眉山人称“荔子碑”为“柳州碑”,道出了祖本源出。“柳州碑”之一是康熙四十四年(1705)眉州知州金一凤主持所刻。碑高220厘米,宽115厘米,碑文9行,行19字,与柳侯祠原碑款式不同。原碑跋语未刻,改为重刻识语:“此苏长公所书柳州碑也,康熙乙酉州牧金一凤谨勒于石。”历经三百年风雨侵蚀,碑面受损明显,文字漶漫尤其严重。状况与所藏晚清拓本比较,可见出晚近百十年碑石变化加剧之迹。

  康熙碑流传到民国时就已剥蚀严重,字迹已模糊不清。1916年,眉山人又重刻了一通“柳州碑”。主事者为郭庆琮。奏刀者为眉山王龙山。碑末刻题识:“此苏文忠公所书柳州碑也。州牧金一凤旧刻磨灭殆尽。昨从友人张幼泉得所藏宋拓本,双钩泐石。特记其始末云。民国五年邑人郭庆琮谨识。”碑高235厘米,宽104厘米。碑文8行,行19字,与柳侯祠原碑款式亦不同。笔者细加观摹,此碑刻制时间虽然晚出,但以旧拓翻刻,字形韵致与原碑形神尚称肖近。

  永州三度重刻

  柳宗元任州司马达十年之久的永州有柳子庙。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永州推官刘克勤曾令人据柳州罗池庙《荔子碑》的旧拓本摹刻一通置于柳子祠(即柳子庙)。明清之交,战乱使得祠毁碑残。清顺治十四年(1657),湖南分守道黄中通与永州知府魏绍芳捐俸鸠工重修庙宇。魏知府审视残碑,早已是字体模糊,隐晦难辨,随即于是顺治十六年重刻于石,复以旧观。

  同治五年(1866),廷桂出任永州知府,瞻拜之时,康熙重刻碑也是“历年久为无赖所摧,字灭半”,不堪观读。正在遗憾“独任其剥落”之际,得谭仲维以“柳州太守孙子福同年”赠给“柳州拓本”呈上,因知“长公碑版尚屹南天”。这位孙子福即孙寿祺 (1812-1875年),字子福,江苏太仓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授刑部主事,同治三年(1864)任柳州知府。同治六年解职返程途中以拓本相赠,可见一切善缘都不免巧合。

  廷桂于是嘱学官郭粹安主理其事,并请石工郑兰刻制。《荔子碑》分刻四块青石之上,深嵌庙宇西墙。同治七年(1868)四月,刻成,廷桂书跋语一并刻于碑末。(图5、6、7)

  东渡日本

  笔者所见日本重刻的《荔子碑》旧拓本(图8),有“梧阴文库”一印,知原藏于日本著名的国学院大学图书馆梧阴文库,不知何时流藏国内。此重刻本已改原来的立碑为横帖。拓本字心纵39.5厘米,横680厘米,为碑文、旧跋及重刻碑识文三部分。识语云:“东坡大楷《罗池庙迎享送神诗》遒劲古雅,直逼平原,洵为神品,王弇州称苏书中第一碑,谅不诬也。顷日谈山堂主人获古拓善本,摹勒寿石,索余一言,乃题廿八字云:柳侯功德韩公笔,苏子妙书谁得俦?人间名帖宁有比,并将三绝足千秋。明治庚辰纪元节,一六居士修”。下钤阳文“岩谷修印”、阴文“一六居士”印。又有刻拓款识:“明治十三年三月廿五日出板御届”、“摹勒者兵库县士族土居光华”,下为“出板人东京府平民鹿岛利介”一行。明治庚辰纪元节(明治十三年)即光绪六年(1880)岁初。“谈山堂主人”即 “土居光华”(1847—1918年),兵库县人,日本政治活动家、作家、翻译家和出版人,著作有《英国文明史》、《自由之理》,事迹见于日本《百科事典》记载。“一六居士”岩谷修(岩谷修为姓,名一六),日本明治维新时代著名的鉴赏家、汉学家,曾任日本修史馆一等编修,文部省书记官,善书法,精鉴赏,为日本书坛最有名的“三驾马车”之一。

  颇堪玩味是的,日本重刻本时出现文字错倒的情况。原文“待侯不来兮,不知我悲,侯乘白驹兮”刻为“待侯不来我兮不侯悲知乘白驹兮”,又“鹅之山兮柳之水桂树团团兮”为“鹅之山兮柳桂树之水团团兮”,这很可能依据的拓本经过剪贴的册页,或者因此上石时照应不及而出现误刻。题识说“人间名帖宁有比”,而不称为“名碑”,似可证明其所据为册页本。

  《荔子碑》的东渡,是中国文化传衍影响日本的一个重要史证。明治庚辰年也正是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有意义的时刻。当时日本正值明治维新脱亚入欧之际,举国学习西方,提倡新学,汉学为人废弃,汉文古籍也弃如敝屣。这年,杨守敬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的随员东渡日本,居留四年。他在自撰《年谱》中提及交往最密切的友人时,首位就是岩谷修。出于学术考据的需要,杨守敬将收藏的汉魏六朝碑帖13000余件带到日本,传观友人。与岩谷修笔谈中说:“欲尽发所藏,为此邦人别开生面,使千载后知此邦得睹中土金石自某之始,余愿已足。”又向岩谷修建议:“先生留心碑版如此,而未见六朝之碑,此亦恨事。”当这些粗犷古拙、充满山野气息的北碑书法,对长期奉王羲之为正统的日本行草书法而言,具有极其强烈的冲击力。书坛掀起一股崇尚北碑书法的浪潮,从而使日本书道迅速从传统帖学转向碑学。杨守敬也因这一无心插柳之举,被誉为“日本现代书道之父”。

  《荔子碑》的重刻也因此成为日本书法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因这年三月重刻完成,杨守敬于四月东渡开始了他的文化之旅。历史的接痕居然是如此严丝合缝,这真是不得不让人发出一声惊叹。

  《景苏园》帖中的“荔子碑”

  杨守敬(1839—1915年),字惺吾,别号邻苏,湖北宜都人。他是集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艺术家、藏书家于一身的大学者,《清史稿·文苑》称为“鄂学灵光者垂二十年”。从日本返回后,在湖北黄冈教谕任上,与杨寿昌联手集苏东坡碑帖之大观刻为《景苏园帖》。

  《景苏园帖》尊奉为“集苏书之大观”的经典巨制。全套石刻126方,囊括苏东坡不同时期的书法作品72件。光绪十六年(1890),成都人杨寿昌任东坡曾贬谪之地的黄冈知县,以世无善本,故生辑刻东坡书帖之愿,遂与杨守敬联手,由杨守敬从收藏法帖、碑拓选出拟刻篇目,共同审定。次年起,杨寿昌出资请武昌著名石工刘宝臣摹刻上石。原定选刻四卷,后又增补两卷。刻碑之初,杨寿昌在衙署西侧修“景苏园”,拟将刻石置于园内,故名之《景苏园帖》。帖石刻成之后,拓片若干,每卷为一册,全套共六册。笔者曾见传经楼主人陈庆年(1862-1929年)传经楼旧藏拓本,拓工极佳,纸墨精好,流存百年,依然如故。

  《景苏园帖》现藏于湖北黄冈的东坡赤壁碑阁。笔者北游至武昌时,曾特地迂道东下一游。眼前的黄州赤壁,东坡笔下“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景致已消逝无迹。进得碑阁,四周满壁绝世名品的《景苏园帖》刻石。管理员娓娓道来《景苏园帖》刻制、传藏的曲折经历,言辞之间不时伴以惬意的微笑。笔者环顾四壁,略略指数,帖石总数126块,而《荔子碑》占据几乎半壁。刻石改长方碑式为帖本横式,加上跋语,共分刻为宽77、高32厘米的19块石。每石刻8字,末石正文及重文3字,另有刻石跋文。杨寿昌称此碑“瑰玮雄宕,与《表忠观》、《丰乐亭》、《醉翁亭》等碑并为世宝。友人自岭右以拓本见贻,尾有宋嘉定中从政郎柳州军事推官跋语记此刻始末,而字迹漫灭,难以悉辨。予遂以原本上石,而跋阙焉。兹帖内唯此为公大书,较《表忠观》等碑尤完好,盖蛮烟瘴雨之乡,拓者盖鲜,形神独全。爰亟镌之,以备公书之体云”。帖本所据旧拓“形神独全”,由杨守敬亲自主理,刻石出自名工之手,故能毕肖原碑,传其精神韵致,是《荔子碑》化身中的珍品。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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