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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杂谭] 傅申:艺术品会自己说话

李怀宇   2013-03-20

  傅申,1936年出生,1948年随父母迁居台湾,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美术系。1968年到美国,入普林斯顿学大艺术考古研究所,攻读中国艺术史专业,获硕士及博士学位。1975任教于耶鲁大学,1979年出任美国国立佛利尔美术馆中国艺术部主任,后任台湾大学艺研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美术史,在中国书法、绘画史以及书画鉴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著有《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海外书迹研究》、《张大千的世界》、《书法鉴定﹒兼怀素自序帖临床研究》等。傅申既是书画鉴定专家,也是书法家,对中国艺术史如数家珍,聊起书法则独具慧眼。

  傅申出生两个礼拜后,父母因抗战将傅申放在浦东乡下祖父母家里,到浙江去了,亲戚中恰有一位年轻的妈妈死了小孩,有奶,祖父母便托其在农村哺养傅申。农村的记忆深深印在傅申的脑海,多年后,傅申遇到也是浦东长大的宋美龄,发现跟她在一起用浦东话交谈很有意思——那时傅申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做事,有一次,宋美龄特别请台北故宫书画处人员到官邸去喝茶,并参观她的画室。

  傅申的叔叔是中医,用毛笔写方子,祖父要求他天天练字。傅申便跟叔叔一起练字,培养了对书法的兴趣。傅申的小学校长也是书法家,亲自学生教书法,奠定了傅申一生对书法的爱好。台湾光复后需要教员。傅申的父亲应聘到了南部屏东师范教地理和国文,也做教务主任。1948年,母亲回到上海把傅申接到台湾。1955年,傅申从屏东考入台北师范大学美术系,学习书法、水墨画、素描、油画、水彩。四年级时,他得到全系的书法、绘画、篆刻第一名,誉为“三冠王”。

  毕业后,傅申本想当书画家。叶公超担任故宫博物院的委员,很赏识傅申。当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初步建成时,叶公超就推荐傅申和江兆申去工作。从1965年到1968年,傅申和江兆申“二申”在台北故宫面对面做了同事。当时台北故宫书画处处长那志良把鉴定工作交给“二申”。每天上午,傅申和江兆申就从库房里推一车子书画,仔细研究,看了三年,还没看完。傅申自认那是一生中最丰收、最愉快的日子。不过,他看到台北故宫那些名画,自叹望尘莫及,觉得这一辈子大概没希望画得那么好了。

  有一次,普林斯顿大学东方艺术史教授方闻到了台北故宫访问,傅申陪方闻在库房里看书画,时常讨论。有一天方闻说:“傅申,你到美国来跟我念书好不好?”傅申没有反应,因为身在故宫,如鱼得水,完全没有留学的心理准备。方闻回到普林斯顿大学后,他的一个女学生来到台北,她是夏威夷的第四代华侨,不大会讲中文,念了一年级就到台湾继续学中文,到台北故宫见习,与傅申坐在同一个办公室。一年多以后,那个女孩子喜欢上中国文化和书画,后来就和傅申结婚了。

  因为爱人想回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念书,傅申就跟方闻讲:“我准备好了,想到美国跟你念书。”1968年,傅申赴普林斯顿大学留学。根据奖学金约定,三年后,傅申回到台北故宫服务。台北故宫院长蒋复璁表示将来想提拔傅申做副院长,劝他不必再回美国。这时傅申才三十几岁,既没有行政的经验,也没有行政的兴趣,而台北故宫四五十岁的人传闻:“傅申做副院长,那我们做什么?”傅申一想,决定再回普林斯顿大学,随方闻读博士学位。

  当傅申正在完成普林斯顿大学博士论文时,耶鲁大学请他去演讲,周围坐了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包括张光直先生。演讲结束后,主办方告知傅申:耶鲁大学的教授会议已经通过了。原来那些听讲者都是教授,耶鲁大学想找一个教中国美术史的老师,这场演讲便是面试。

  在耶鲁大学任教时,傅申和书法家张充和时有交流,他先跟张光直同事,后来跟余英时同事。傅申非常欣赏余英时先生的书法,感叹余先生笔下是文人字,很有书卷气。他说:“文人字没有专门练,不是书家字。但是,你看胡适先生、钱穆先生、林语堂先生都写得很有书卷气。”

  在耶鲁教了三年后,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馆长写信告诉傅申,馆里中国艺术部主任要离开了,希望他到华盛顿任职。傅申自认英文不好,在耶鲁大学教书太辛苦,第四年就到华盛顿去了。从1979年到1994年,傅申在华盛顿国立佛利尔美术馆负责中国部门的艺术品展览、研究、收购、鉴定。有一次,留学美国攻读政治的白谦慎到佛利尔艺术馆,拿了他的书法给傅申看。傅申说:“你的小楷写得很好,但是美国有个女教授张充和写得非常好。”于是傅申介绍白谦慎到耶鲁大学去看张充和。一见之下,张充和很欣赏白谦慎,鼓励他转学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师从班宗华教授。白谦慎后来获得耶鲁大学艺术史学博士,现为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

  2004年,傅申从美国回到台湾任教。他住在风景秀丽的碧潭,有一次,他请何怀硕到家里做客。何怀硕一眼就喜欢上碧潭之美,不久也买了隔壁楼层比较高的房子,打通可以画大画。傅申和何怀硕的作息习惯都是晚睡晚醒,时常发现对方深夜仍未熄灯就打电话。

  傅申在美国从事研究和创作时,杂务繁多,虽然没有天天写字,但是天天在欣赏作品,他认为书法要走向现代,一定要有创新。“我们写传统的书法是写不过古人的。古人天天写,而且千百年来筛选下的这些书法家,没有办法超过。现代人要有现代的风格,要有现代的题材。”傅申觉得篆书最图像化,因此常作试验,对书法进行绘画性的处理。但他又坚持书法没有传统的根基是不行的。“有很多书法家一天到晚创新,不耐看,没有根基,没有修养。所以,一定要经常从古人里面去学习、吸收。但跟古人是竞争不过来的,要创新。”

  在台北故宫的日子

  《收藏·拍卖》:你到台北故宫工作是叶公超先生推荐的。叶先生以外交名世,晚年却醉心书画?

  傅申:在转入外交界之前,他在英国留学是学英国文学,所以,他的英文非常好。他在北大也是名教授,也提倡新文学。他的叔叔叶恭绰是广东番禺人,自己没有儿子,兄弟的儿子叶公超过继给叶恭绰。所以,叶恭绰的书画收藏也被叶公超继承,一部分摆在美国,后来捐给美国的博物馆。叶公超后来不知道怎么样走到外交路上,做了外交官,为了外蒙独立的事情,他在联合国的外交界知道国际形势,不能不让外蒙独立,但是蒋介石不希望外蒙独立,就不高兴,所以他们两个产生矛盾。后来把他调回来,就让他做一个闲官。开始,台大也希望他教书,他一教书,哇,教室内外都站满了人,政府又不高兴,因为他讲话很自由,有时候会批评政府,所以怕他生事,又不让教了,就做政务委员。有一个书画家陈子和是广东顺德人,他很四海,很多书画界的朋友常去他那儿,我跟叶公超先生在那儿写字画画时认识的,常常到晚上一两点。所以,叶公超先生后来推荐我到故宫去。

  《收藏·拍卖》:当年跟你同在台北故宫的江兆申先生七十出头就去世,太可惜了。

  傅申:是的,但你说可惜,他自己很满意。为什么呢?在故宫同事时他常跟我说,算命先生告诉他,59岁那一关很难过,后来他过了。而且书画的成就越来越高,他有台北故宫副院长的地位,开画展,画全部卖完,买了两栋房子。所以,有失就有得,有得就有失。他很有意思,我也很佩服他。他没有传统学校的学历,读了私塾,到了台湾基隆之后,因为他字写得好,也有传统文学的根底,所以他在学校做秘书和国文老师,后来又在台北成功中学教书。他是自己用诗文去向溥心畬拜师的。溥先生觉得他的诗作得还不错,书法也有根底,所以收他。溥先生并不只是注重绘画,他是从传统学问,书法教起。江先生很聪明,大部分都是自己学。在台北故宫,我们坐在一起面对面三年。

  《收藏·拍卖》:你的老师里面有哪些名师?

  傅申:黄君璧是系主任。黄君璧传统功底很深,离开大陆之前,花鸟、人物、山水都画得好。徐悲鸿请他在南京的中央大学做教授。但是他到台湾后,晚期面貌比较统一,变化不多,文人画也画得少了。为了纪念母亲,称他的画室为白云堂,后来画白云,画瀑布画得特别多。他又周游世界,到尼加拉大瀑布和非洲参观以后,瀑布的画法就有多样的表现方法。台湾的阿里山时常可以看到云海,所以他画云海也很特殊,画得特别好。因此,白云堂的云海和瀑布是专长。

  《收藏·拍卖》:蒋宋美龄是不是拜过他为师?

  傅申:对啊,当时是拜过他的。

  《收藏·拍卖》:有一个传闻是否准确:原来蒋宋美龄是想向溥心畬先生拜师?

  傅申:可是溥老师一定要三跪九叩,传统的拜师礼,蒋宋美龄觉得不合适,只好选黄君璧。黄君璧老师,当然蒋宋美龄跟他学,也是一种荣誉啊,他的学生也没有传统磕头的礼节。

  《收藏·拍卖》:溥心畬先生还是旧王孙的做派。

  傅申:这也是才子啊,这一类的书法家以后也没了。我在师大念书的时候,溥老师也在师大教书。他除了书画、学问之外,什么事情都不懂。我们上课,他不能够自己来,学校派三轮车去接他,送回去,要不然,他走错路还不知道,可能回不到家。他早年也苦读过,记忆力特别好,下的功夫又特别深,所以书画出手不凡。另外还有书法和篆刻老师王壮为等。

  研究张大千,把他作的假画全盘托出

  《收藏·拍卖》:你为什么要做张大千研究?

  傅申: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一篇论文是《巨然存世画迹之比较研究》,写五代宋初的 “董巨派”,董源跟巨然。我把台北故宫的巨然名下的作品整理一遍,还有海外收藏的巨然。其中有很多假画厘清,同时也有我认为是元代吴镇画的。但是海外有假的巨然,我研究过是张大千画的,后来那张画卖到大英博物馆。我到普林斯顿的时候,写了一本大书叫《STUDIES IN CONNOISSEURSHIP》,那里面有很多石涛的画,要研究它,就非碰到张大千不可。

  《收藏·拍卖》:张大千是画假石涛的高手。

  傅申:后来研究徐青藤、八大山人,时常会碰到张大千。我就立定一个志愿,很多人研究历代的古画,他可以找出一些假画来,但是要找出是张大千画的就不容易。我一个人对张大千了解以后,就可以把他做的历代的假画全盘托出。因为张大千可以像孙悟空一样,拔一根毫毛就变成另外一个人,那根毫毛有基因,我没有那么科学,但是一个人的笔下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有些习惯改不了,那就是鉴定上的DNA。我先研究张大千,就能够找出他做的历代的假画。我研究的结果是:张大千做假画是他研究、学习、临摹、仿古的一个副产品,绝对是副产品。但是在经济效益上也是有的。因为三十来岁的时候,他的画虽然有市场,但是卖得不会像古画那么高,而且他的画要到四五十岁卖得特别好。所以早年他模仿了一些石涛、八大,很多日本人喜欢,并不是张大千自己去推销的。他随手画一些假的古画,其实那个时候家境已经中落,卖掉以后,一大家子要过生活,他要养很多人。所以,他顺便推出不少假画,很多都卖到日本。我办展览的时候,把张大千作的假的石涛跟真的石涛摆在一起展览,很多人不看说明的话,比较喜欢假的石涛,更漂亮一点。就像女性的旗袍,“五四”时期的旗袍是正宗的旗袍,可是现在都穿改良旗袍,张大千画的是改良旗袍,更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所以他的假画可以很自然地推出去。他这是以画养画,以自己的假画来养一家人,同时得到钱以后可以买真正的古画。他是轮流循环,对国画的研究越来越深,了解越来越深,做假画的手段越来越高。这是他的副产品,从青藤、石涛、八大往上追,后来他要到敦煌,甚至要做假的隋唐的画。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假画产生。

  《收藏·拍卖》:你认为张大千是什么样的人?

  傅申:我见过张大千两次,有一次还讨论假画。张大千绝顶聪明,而且绝对勤奋。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不是只有十分的天才,有天才没有用,不用功绝对没有用。他又是最用功的一个书画家,到哪里都带笔墨纸砚,住定旅馆马上把画室布置好。没有一个人像他这么用功。我研究很多年,收集他各种印刷品,各种作品,也用了一大堆资料,但每一次拍卖展览都有新的作品出来。数量真的是惊人,因为他要养活很多人。比如在台湾,他到中南部一个林场去休息几天,人家去招待他。因为招待免不了请他吃饭,一桌子人,当地的名士都来了,吃饭以后到隔壁喝茶,隔壁是一张大画桌,笔墨纸砚都摆好了,主人包括厨子,每个人一张。他原本要去休息一下,结果比在家里更忙。他有一句话:“着了袈裟事更多!”

  《收藏·拍卖》:现在很多被捧高的名画家,有没有炒作的成份?

  傅申:凡有成就的,有理由。名下无虚士,总有他的一技之长。历史筛选下来的名家,很多作品我们开始不了解为什么有名。颜真卿的书法《祭侄文稿》,很多人都看不懂,却誉为天下第二行书。第一行书是《兰亭集序》,不是王羲之亲笔写的,还是天下第一,影响极大。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勾勾涂涂,我现在越看越好。真是名下无虚士,历史筛选下来的,评论家筛选下来的,有理由,但在目前的市场上,以及为了投资功效,炒作的情形也是很普遍的!

  《收藏·拍卖》:时间还是可以证明一切。

  傅申:是啊。董源的《溪岸图》在争论时,方闻先生讲:作品自己会说话。现在有人说它是假的,以后它自己会说话,有人会替这张画来说。另外,高居翰的败笔就是说这张画是张大千画的。争论就是高居翰跟日本学者古原宏伸两个人挑起来的,说这是张大千画的。高居翰的文章里面将近20个注解,引我研究张大千学董源的那篇文章,好像我同意他的看法。其实我不是,我写了一篇短文说:高居翰的结论把一张古代的画说成是张大千的画,表示他既不懂张大千,也不懂古画。只要懂一样,不会有这样的结论。这一张是真正的古画,至少是宋朝的古画,怎么会说成相差一千年(请参阅1999年拙文〈辩董源溪岸图绝非张大千伪作〉,转载于《画院》共六期,2011年第一期)。我是真正懂得张大千的,知道这张画绝对不是张大千画的,作品自己会说话。

  来源:《收藏/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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