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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再谈商鞅方升

丘光明   2013-03-29

  商鞅方升既没有后母戊鼎那么巨大(高133N—米)、厚重(960克),又没有毛公鼎铭文的鸿篇巨章(共刻497个字),更不似许多古代青铜器上饰有精湛、奇丽的纹饰,但它却是文史界无人不知的国家重量级文物,更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是战国至秦汉容量、长度单位量值赖以比较的标准。商鞅方升通长仅18.7厘米、高2—3厘米、重480克,但它器形完整、刻铭翔实,前后又经历了120多年的实际使用时间,从秦孝公变法时商鞅统一秦国度量衡到秦始皇统一六国,是天下尽用秦制最有力的物证,同时也充分说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是商鞅在秦国变法的继续和发展。那么商鞅方升这件器物本身,近百年来又经历了多少沧桑,最终才得以收藏在上海博物馆的呢?

  历经沧桑的商鞅方升

  商鞅方升距今已有2300多年了,它不是近代科学考古发掘的成果,那么它是何时、在什么情况下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呢?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让我感到疑惑。后来隐约听说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抄家所得,但仍觉不确切,也不够详尽。直至最近,经考古所王世民先生指点,终于查到了由郑重先生著《海上收藏世家》一书,才总算解开我多年的心中之惑。故简述于下,与大家共享。

  20世纪70年代,曾查阅到龚心铭先生早年出版的《浦口汤泉小志》,其上载有一图为:“周爰秦量之室”,让我顿感收藏者对此器重视的程度。文中收录了先生撰写的《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二篇。周爰即今释读为郢再,秦鞅量即商鞅方升无疑。龚氏为安徽合肥人士,是近代著名的收藏、鉴赏大家,所藏之历代玉玺、金饼、字画、青铜、瓷器等数量可观,而先生特别看重的却是楚国金饼及商鞅方升,尤以方升为重。故在著录《浦口汤泉小志》后,世人皆知方升藏于龚氏家族。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向其子龚旭人交代:秦量和印子金(即楚国金饼)是传家之宝,谁要外卖,谁就是罪人(方升系龚心铭夫妇筹措巨资购于清晖阁。后庋藏于龚氏汤泉别墅,因看重金饼和方升这两种重器,又将别墅改名为“周爰秦量之室”)。此遗嘱一直被其后人遵循,从不轻易许人,如有人追问得过紧,便说被先祖卖给外国人了。无论是施以权势(日伪时,日本人也多次来寻),或出重金,或以优厚、诱人的条件换取,龚家人都从未动摇过。

  “文化大革命” 开始时龚旭人女儿所在工厂的造反派,前后28天不断地去抄他们家,抄出其他文物及楚国金饼50多块,唯独不见方升。造反派并未罢休,最终在龚旭人妻侄家抄出,当时造反派拿着这只像煤铲似的东西,到上海博物馆请教专家识别后,才确认此即“商鞅方升”。“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按政策方升及其他文物一并归还龚家。因龚旭人在方升被抄走后,过分悲痛当即而亡,其夫人也已过世,龚旭人的子女们经过再三考虑,最后背负着违反祖训的恶名,还是将祖传的一大批珍贵文物悉数交给了上海博物馆,其中也包括商鞅方升。这才使这件流传了2300多年的贵重文物,最终走进了文物保存的圣殿—— 上海博物馆。

  对商鞅方升的研究与考证《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平斗桶(斛)、权衡丈尺。”为了在秦国建立起完备的度量衡制度,商鞅亲自督造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发放到全国各地,今天仍流传于世的方升便是其中幸存的一件。方升铭文早期的释读者就是龚心铭先生。他在《秦鞅量考》一文中对此器上的两段铭文释读如下:“十八年,齐卿大夫众来聘,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五分尊一为升。重泉。”对这一段文字,龚氏又作了如下的解释:“按大良造鞅乃商鞅也。《史记·商君列传》记:商鞅姓公孙,少好刑名,因秦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十年以为大良造……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音勇,今之斛也)权衡石丈尺。此量十八年诏,当在秦孝公时商鞅治秦所凿,后人只知丞相绾法度量衡石丈尺,不知商鞅治秦平斗桶已在前也(丞相绾,王绾也)。”底部一段文字释为:“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歉疑者皆明一之。”对秦始皇加刻的这一段文字,龚氏的解释如下:“按此诏乃始皇帝兼并天下后,诏李斯改小篆所凿,故字文较肥,前诏文细,仍是先秦文字,乙酉,酉字尚有锺鼎笔意,重泉二字似与前诏同时刻,临字是后刻(以意揣之,此量始用于重泉地方,继又用于临)。重泉,《史记·秦本记》:秦简公六年,令吏初带剑落城重泉。(《地理志》:重泉县属冯翊,在陕西同州府蒲城,周时为晋邑,秦为重泉县。)临:《左传·哀公四年》,荀寅奔鲜虞,赵稷奔临,临,晋邑,在直隶临城县东 ”

  这两段文字及龚氏的注释,其后引用者甚多,或作进一步深入研究,或加以扩展,早就习以为常,并无太多人去追查究竟谁是最早的释读者。今详阅前文。顿觉龚心铭先生不仅收藏,更潜心研究、多方考证,为我等后人铺平了道路,功莫大焉,实当载入史册。龚心铭先生的《浦口汤泉小志》印行于民国丁卯年(1925),距今已时隔86年。1935年,唐兰先生在《国学季刊上》发表了《商鞅方升与商鞅量尺》,将方升铭文中的“尊”字释为“寸”,并根据十六寸五分寸一为升,计算出方升的容积是200毫升,有人疑唐兰先生并没有真正见到实物。商鞅方升收藏于上海博物馆后,时任青铜器部主任的马承源先生,测得容积为201毫升,并且也有专文发表。此后凡提到此器者,当皆是上述的延续与发展。

  方升能流传至今,经历一定十分坎坷,龚氏家族如此誓死保卫,确因认识其历史价值的重要,尤其对研究度量衡史更是不可或缺的标杆。今天把这段历史再重新叙述一遍,我想也是有必要的。

  商鞅变法与度量衡

  春秋战国,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逐渐成长成熟,新兴地主阶级在一些国家继续招募人才、聚集力量,并纷纷展开变法,伺机夺取政权。与中原各国相比,秦国地处西北边陲,政治、经济、文化均相对落后,国内的贵族势力却十分顽强,内部矛盾尖锐。直至秦孝公(前361~前338年在位)继位后,力图强秦,并于公元前359年任用商鞅主持变法。在商鞅的主持下,变法发布的第一道是“垦草令”(即开垦荒地):秦国地广人稀,有大片土地尚未开垦。为奖励垦荒,规定凡经开垦的荒地, 只要向政府自报田亩数,再由官府核定,就承认为私田。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还将旧有的100方步为亩改为240方步为亩。战国时,农业税早已成为各诸侯国主要的经济来源,土地被普遍开垦,税收必然增加,秦国也随之逐渐走向富庶。秦孝公十四年(前348年),秦国进一步推行赋税制,在开垦了大量荒地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赋税的如实征收,统一度量衡必然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而春秋战国时,度量衡的不统一是很普遍的现象;在诸侯割据的国家,除了国君所颁布的“公量”外,不少卿大夫还设有“家量”,造成度量衡的极度混乱商鞅为了保证赋税征收的公平合理,统一度量衡必然要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有了统一的度量衡,才能为田亩的丈量、赋税的征收提供有力的保证。商鞅在变法过程中,还十分重视和强调对“数”和“量”的精确统计,设“治吏内史”征收土地税,设“少府”征收人头税、手工业税和商业税,还要求地方官吏定期向中央“上计”, 包括对库存粮食、垦田和赋税数字的统计等,这些也都要求有统一的度量衡作为保证。正因为如此,历代对商鞅改革度量衡,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

  商鞅方升的历史价值

  《史记·商君列传》载:“孝公十年(前352年)商鞅为大良造。”此器正是商鞅任大良造八年后督造的。第一次刻铭的大意是,孝公十八年,齐国派遣了由卿大夫多人组成的使团,到泰国商讨有关重大事项。这年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商鞅监制了标准铜量器,容积为十六寸又五分之一立方寸。为了记录两国间的这次外事活动,同时也在方升上刻铭为证。方升的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300多年,器壁已有锈蚀 。经上海博物馆精心处理,在需要测量点各去锈2毫米,再测其内径各边的尺度,得长12.5厘米、宽7厘米、高(2.27~2.3)厘米,根据实测计算方升的容积为201毫升,即等于水的相同毫升数。《汉书·律历志》云:“量者……用度数审其容 ”商鞅方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度审容”的国家级标准量器的实物。

  商鞅为了适应变法的需要,坚持改革、健全度量衡制度,为达到“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桶)”的目的,还在每年春秋二季定期对量器进行鉴定。蔡泽对商鞅统一度量衡曾给予很高的评价:“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教民耕战,是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商鞅统一度量衡,不仅加快了秦国强盛的步伐,还为以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商鞅变法也并非一帆风顺,变法一开始便遭到旧势力的竭力反对。秦国大夫甘龙、杜挚首先出来公开与新法对抗,他们宣扬“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大有从制度到器具一律不准有所改变之势,并唆使太子驷抗法,想以此来破坏新法的推行。《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平斗桶,权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商鞅坚持革新,不畏权贵,与保守势力进行殊死斗争,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商鞅统一度量衡对于加强秦国内部的联系,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加快泰国强盛的步伐发挥了作用,更为此后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

  来源:中国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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