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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浅析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中的民俗现象

黄静   2004-12-03

  景德镇——无论在中国或世界陶瓷史上,无疑都是一个夺目耀眼的名字。它以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经过宋元时期数百年的发展,在明清时期,当之无愧地占据了瓷都的地位。人们之所以称之为瓷都,不仅仅是由于它的瓷器产量高、品种多、质量好。也不仅仅在于它几乎独占了所有宫廷用瓷的生产。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所出产的瓷器,代表了整个时代的特征和风貌。明清时期的景德镇瓷器,各种品类的彩瓷、颜色釉瓷异彩纷呈,令人目不暇接。在这一时期林林总总的瓷器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器物蕴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内涵。本文试从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中所反映的吉祥文化和宗教文化这两方面进行探讨,谬误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对吉祥文化现象的探讨

  在我国数千年的陶瓷发展史中,吉祥图案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早在六朝时期,部分青釉瓷器上就已出现了刻划莲花纹的图案。当时正是佛教在我国盛为流传的时期,莲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唐代的长沙窑彩绘瓷中,开始较多地出现吉祥图案,如鸳鸯戏水(婚姻幸福)、童子把莲(连生贵子))、松鹤(长寿)等。宋元时期,随着陶瓷业的发展,这种在瓷器中寄托吉祥寓意的做法继续发展,并在明清时期,尤其在清代中后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纵观这些吉祥图案的瓷器,主要有以下几大类:

  1.平安顺利 “瓶”与平同音,所以花瓶的吉祥意义多取“平安”的祝愿。人们在花瓶中,画上各种吉祥纹饰,以寄托各种祈福的愿望。如画上四季花的图案,表示祝愿四季平安;画着瓶中插着如意的图案,表未“平安如意”;钟魁为捉鬼第一大神,民间常以他的形象作为辟邪驱妖的神物。瓶上画“钟魁引蝠图”,表示去除众鬼、引福临门;花瓶上画竹子喻为“竹报平安”。

  2.吉庆有余 “磬”与“庆”同音,所以用“磬”表示喜庆。人们还用“笙磬同音”来祝颂和谐融睦。鱼与“余”谐音,寓意富贵有余;同时以翩翩游动寓意生机勃勃。桔与“吉”谐音,取吉祥、吉利之意。狮子自传入中国后,即被认为是瑞兽,人们以狮子滚绣球的纹样表示喜庆。羊喻“三阳开泰”,表示祝颂新年好运。八卦太极图用于避凶辟邪,祈求趋利向善。葫芦是天地的缩微,里面充满灵气,把葫芦悬挂在门上,用以驱邪,可保平安。

  3.福喜临门 明代初、晚期都喜欢在青花器中心书“福”或“寿”字。喜鹊被人们认为能预兆吉事(或喜事)。鸳鸯是祝福夫妻和谐美满。龙凤呈祥是夫妻和谐的象征。和合二仙,是指唐代诗僧寒山、拾得。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被封为和合二圣,成为一对星神。他们一捧圆盒,一持荷花,取“合好”、“和谐”之意,成为民间传说中象征团圆、和谐、吉庆的喜神。五只蝙蝠象征“五福临门”,指福、禄、寿、喜、财。寒梅报春,吉祥喜庆。佛手寓意福手,寓吉祥如意之意。瓜果则表示“瓜瓞绵长”、“子孙万代”。一把莲花则表示祝颂世代锦延、家道昌盛、本固枝荣。

  4.早生贵子 石榴开百子,寓为多子多福。“荔枝”与“立子”谐音,所以,人们用荔枝来预祝生子。枣和荔枝是祝福新婚夫妇“早立子”。麒麟则是送子神兽。莲花多子,也是寄托多子多福之愿。男童手持莲花,表示连生贵子的意思。在南方一些方言中,“灯”与“丁”同音,所以以灯笼(点灯)寓意“添丁”。葡萄籽多,寓意子孙万代。

  5.长寿百岁 瓷器上常见海水和山石图案,称为“寿山福海”,以祝福寿双全,麻姑献寿图也是瓷器中常见的图案。相传麻姑为十六国时后赵的将军麻秋的女儿,因不满父亲逼迫民夫昼夜修城至凌晨,便学鸡叫,使民夫能提早收工,后被父亲发现而躲入山中修道成仙。麻姑用灵芝酿酒,献给过生日的王母娘娘,就是人们常说的“麻姑献寿”。“八仙”之说,始于唐代,成形于明代吴元泰的神话小说《东游记》,指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何仙姑、蓝采和、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等八位仙人。他们并不是同一时代的人,却被组合在一起,为的是迎合社会各阶层不同的审美需求和全民喜庆娱乐的需要。由于八仙定期赴西王母的番桃会祝寿,所以,八仙图作为祝寿的吉祥礼物。在明中期以前,由于八仙未曾定型,因而瓷器上的八仙图一般只绘一仙或二仙。明中期以后才形成了现在常见的八仙图案。“三多”指的是石榴、桃子、佛手,三者组合在一起,用于祝愿多子、多寿、多福。松鹤也是古陶瓷中常见的图案,作为坚贞和长寿的象征。绶鸟取“绶”与“寿”的谐音,也是长寿的象征。

  6.荣华富贵 牡丹雍容大度,被誉为花中之富贵者。海棠花艳丽娇娆,常与牡丹组合在一起,寓意“富贵满堂”。菊花盛开在九月,而且花期长。取其“九”与“久”同音,用以象征长寿和长久。兰花素洁高雅,被誉为君子品格或象征美好的事物。三只雄鸡代表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三公”是辅佐国君掌握军事大权的最高官员,“三公”图案表示加官得禄。孔雀是美丽和高贵的象征。在明清时期,孔雀羽毛用于等级的标志。明清的补子纹样中,明文官三品为孔雀,清文官二、三品皆为孔雀。鹭是一种漂亮的水鸟,与“路”谐音,因此白鹭与芙蓉花组合,表示“一路荣华”。白鹭与牡丹画在一起,表示“一路富贵”。

  7.功名有成 “奎宿”是官星名,为二十八星宿之一,被视为主管文运之星,过去常以“奎”称文章、文运。“奎”与“魁”谐音,取“首”之意。所以,科举及第称为“夺魁”。人们对“魁”字望文生义,认为是“鬼”抢“斗”,所以描绘一赤发蓝面鬼,一脚立于鳌头上,一脚后翘,一手捧斗,一手执笔,寓意为“魁星点斗,独占鳌头”。用于祝颂科举高中的还有“一路(鹭)连(莲)科”、“杏林春燕”、“五子登科”、“连中三元”和“雁塔题名”图等。雄鸡有五德:文、武、勇、仁、信。鸡冠高耸、火红,表示得到功名。鸿雁有鸿义、鸿业、鸿恩、鸿图的寓意,寄寓宏大之志或寓意前途无量。

  8.长治久安 鹌鹑取“安”的谐音,配以过墙花枝,取长治久安之意。龙凤吉祥除了是夫妻和谐的象征外,也喻意国泰民安。

  陶瓷中的吉祥图案,反映的是一种民俗心理。而这种民俗心理是形成于民俗生活的基础之上的。它首先与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祈求人寿年丰、多子多福等民俗心理。这种心理的形成,与人类在历史的早期阶段,对自然的认识模糊、控制自然的能力较差、人的平均寿命较短且易于夭折等因素有关。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这种民俗心理并没有因社会历史发展和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进步而消亡,而是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而不断发展,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影响至今。而且封建社会把“君臣父子”的男权思想发展到了极致,使多子多福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寓意平安、富贵、长寿、多子、喜庆、富足的图案,成为古代陶瓷器上常见的装饰题材。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以后历代逐步完善、发展,成为统治阶级选扰人才的手段,至明清时期发展成为僵硬的制度:不仅考试的内容和形式死板、教条,而且成为士子获取功名、从而获得荣华富贵的惟一途径。因此这一时期的陶瓷器上多以“一路连科”、“独占鳌头”、“魁星点斗”等图案,寓意学子功名有成。

  其次,这种民俗心理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制瓷技术的发展成为这一民俗现象的载体。我国制瓷的历史已达数千年;早在商代时期已出现了原始瓷,到了东汉时即出现了成熟的瓷器。从陶瓷发展史的角度来看,陶瓷器中最早出现以“吉祥图案”作装饰这种意念的,大致在西晋到南北朝时期。此时由于受到佛教传播的影响,在瓷器上,尤其是南朝的青瓷中普遍以莲花为装饰;在碗、盏等器物的外壁和盘面常常划饰重线仰莲纹;还出现了实用与美观相结合的产品——莲花尊,分别用贴花、堆塑、模印和线划仰覆莲所组成的大尊。在六朝彩釉装饰的基础上,唐代长沙窑首创了彩绘瓷,开创了以绘画技法美化瓷器的先河,为陶瓷装饰艺术的一项重大发展。其彩绘的内容包括有花鸟、婴戏、人物、山水、游鱼、走兽、花草植物,以及文字(诗文和广告等)等等。其中吉祥纹饰图案占有一定分量,如花鸟中有祝福婚姻幸福的鸳鸯戏水、鸟儿口含同心结等;祝福长寿的松鹤图等。婴戏图中寓意连生贵子的童子把莲图等。植物图案中寓意多子多福的葡萄纹样等等。宋代磁州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彩绘瓷的种类和工艺水平,尤其是釉下黑彩彩绘,成为代表性的品种。画面多取材于民间生活小景,富有生活意趣和幽默感。题材有婴戏、马戏、花鸟等。反映吉祥寓意的主要有“年年有余”、“花开富贵”、“连生贵子”等等。经过元代在制瓷技术上的改革,到了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制瓷工艺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不仅胎、釉质量好,而且在明代开始,在瓷器中融入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和文人画的思想,使彩绘瓷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仅品种多:有青花、青花釉里红、粉彩、珐琅彩、刻花、五彩、斗彩、素三彩等。而且图案内容丰富;除传统的“龙凤呈祥”、“年年有余”、“花开富贵”、“连生贵子”、“平安富贵”等图案外,还大量出现了“一路连科”、“独占鳌头”、“魁星点斗”、福寿(蝙蝠和桃子或“寿”字、群仙贺寿、福如东海(蝙蝠和海水))、三多图(桃、佛手、石榴寓意多子)、九桃春色、喜鹊登梅、松鹤图、双喜图等图案。绘画风格在明代的写意性较强,画面生动、有活力;到清代则逐步发展为图案化、程式化,尤其到了清中后期,画面更是显得机械和呆板。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受到国力、政局和外来手工业等诸因素的影响,整个制瓷业水平下降。此期吉祥图案的瓷器,较之晚清不但质量下降,而且数量和题材都大为减少。

  陶瓷器作为传统的实用品和工艺品,其艺术审美价值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受到统治阶层审美喜好的左右。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峰时期,繁荣、开放,多种文化元素并存。体现在陶瓷器上,也是百花齐放。彩绘瓷器处于初创阶段,长沙窑的吉祥纹饰瓷器并未占主流地位。宋代是文人治国,帝王及士大夫阶层均崇尚冰清玉洁、如脂如玉的青瓷。他们的审美取向直接影响了整个社会的审美倾向,使整个宋代社会“惟有青瓷高”,磁州窑产品被视为粗俗之作,只在民间有一定流传以及供外销,其吉祥纹饰瓷器也未有太大影响。到了明、清时期,景德镇的彩绘瓷器,尤其是青花瓷在国内外都成为时尚而得到长足发展。制瓷业本身也不断吸收其他手工业和艺术门类,如绘画、织绵、漆器、青铜器、玉器等的元素,使制瓷业发展迅猛。在社会文化方面由于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渗透进一步加强、外域文化的大量传入,使得民俗的多元性、变异性进一步发展,对世俗生活的追求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尤其在清代,官窑器和宫廷用瓷也大量使用吉祥图案,使吉祥图案瓷器在清代发展到了顶峰。

  二、对宗教文化现象的探讨

  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程中,儒、道、佛三大宗教基本上贯穿始终、影响深远。它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对世俗生活的影响,在陶瓷中,包括器型与纹饰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六朝时期由于受佛教广泛传统的影响,出现了莲花尊等器型,瓷器上较多出现了刻划、贴塑等手法装饰的莲花;五代以后佛道思想融合为一,表现在陶瓷器的图案上也是佛道同时并呈,如八宝、八仙莲花、狮子、灵芝、仙鹤等图案融于一器;元明以后,由于统治者对伊斯兰教的推崇,导致了瓷器装饰上除了反映佛道思想的内容外,还大量出现了反映伊斯兰教内容的图案,如梵文、阿拉伯文等。并出现了部分受西亚地区文化影响的器物;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制瓷技术的成熟和进步,反映三大教内容的瓷器更是质好、量多。

  (一)儒、道、佛思想在瓷器中的反映

  儒教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主张忠君、仁义、以德治国、以礼化人。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始为儒教成型。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虽曾遭受道教、佛教的冲击,但仍成为历代统治者不离不弃的指导思想,并与佛、道两教在不断斗争中互相吸收、互相融合、共同发展。因而成为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占据了中国封建文化思想的正统和绝对统治地位,并成为封建文化的背景,以及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在明清时期,青花、粉彩等各种彩绘瓷已经发展到了相当娴熟的地步,各种人物图案也较多见。反映儒家思想的装饰图案主要以人物图来表现,主要有:《三国演义》、《水浒传》“岳飞”、“昭君出塞”、“无双谱”等。

  道家是以先秦老子、庄子关于“道”的学说为中心的学术派别,其学说内容以自然天道观为主,主张顺应自然、与世无争;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伦理上主张绝仁弃义;道教是汉民族固有的宗教,源于古代巫术,东汉时由张道陵倡导,是为道教定型化之始。从此时起,道教尊老子为教祖,自然也就尊奉道家学说的思想。道家思想虽有某些地方是与儒家思想相悖,但是在民间广为流传,其自然天道观和养生之道也为某些统治者所推崇。因而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与儒家思想相融合,成为封建文化的主流思想之一。反映道家思想的器物和纹饰主要有:葫芦瓶、炉、八仙图(暗八仙)、杂宝图、高士图、“四爱图”、“竹林七贤”、“八卦图”、太极图等。

  佛教自西汉后期即传入中国,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在隋、唐达鼎盛,两宋时期由于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而渐趋没落,经明代中兴,影响至清代民国。佛教自传入中国后,迅速本土化,封建统治者和文人士大夫们纷纷以儒家学说和道家学说来解释佛教经典,使佛、道、儒融为一体,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反映佛教内容的瓷器纹饰和器物有“缠枝八宝(又称八吉祥)、炉、瓶、佛像等。缠枝莲是莲花与卷草纹以二方连续形式形成。莲花是佛教中的吉祥花;卷草纹是由忍冬花和云气纹结合而成。缠枝莲纹形成于宋代,于元、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中甚为流行,有的作为边饰,有的与龙凤、八宝等纹饰结合在一起,但更多的是作为主要纹饰。八宝是佛教中的八种吉祥物,分别为法轮、法螺、宝伞、白盖、莲花、宝瓶、金鱼、盘肠。明中期以后,景德镇所产的瓷器较多出现祥云托八宝、莲托八宝等图案。陶瓷质地的炉最早见于汉代,多用于冥器或香薰。明清景德镇生产的瓷炉尤其注重装饰,既有用于焚香的实用器,也有陈设用器。器型主要有鬲式炉、钵式炉、筒式炉、鼎式炉、乳足炉、虎耳炉等。明中期多流行筒式炉;明末清初多流行钵式炉;清代由于仿古之风盛行,因此各式各样的炉型都较为多见。明清时期景德镇烧造的瓷瓶造型和品种都非常丰富,有的花瓶是用作佛前供器;也有一些瓶是佛门专用器,如净瓶、藏草瓶等。明清时期景德镇烧造的佛像、菩萨、观音像等相对较少,无论质量和数量都远远比不上龙泉、德化、石湾等窑口。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景德镇的瓷土脆性较大,可塑性较低,所塑人物的表情、衣纹等都无法塑造得细致。

  (二)伊斯兰教在瓷器中的反映

  伊期兰教是七世纪初由阿拉伯半岛麦加入穆罕默德所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于七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主要在北方的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地区流行。由于青花瓷出口相对减少,但却扩大了国内市场。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瓷器中出现了一些受西亚伊斯兰教地区文化影响而制作的新器型,包括天球瓶、如意葫芦扁瓶、执壶、花浇、折沿盘、扁壶等等。清代在仿古风潮的影响下,又仿制了部分上述器物。在纹饰方面,永宣时期始出现在瓷器上书写阿拉伯文,至正德时流行。初始的文字内容均是伊斯兰教的赞颂语,发展至后来只成为一种装饰,而无实际意义。

  明清时期景德镇陶瓷器与宗教有关的器物或纹饰的出现,除了必须以娴熟的制瓷技术为依托外,同时还深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封建社会中促使社会意识形态形成的力量,最主要的莫过于统治者和影响力;由统治者影响至整个文人士大夫阶层,进而覆盖至整个社会。历代统治者,利用各种宗教思想和学说中对自己统治有利的部分,或教化民心,或统一思想、行为和道德规范,其目的,无非是净化社会风气、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因此,在每个历史时期的陶瓷器中,都能反映出统治者结果。如明嘉靖、万历时期,统治者崇尚道教,导致此时期八仙、八宝、八卦、云龙等纹饰盛行。清初为隐固统治,须争取汉族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支持,“教化”尤为必要,因而康熙时推崇儒学,崇尚斯文,瓷器纹饰中较多出现“四爱图”、“竹林七贤”、“岁寒三友”、“耕织图”等。而民间宗教崇拜的目的则简单得多,无非就是对幸福、平安、富贵、富足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佛教传入中国后本土化的最大特征,就是把无欲无求的修身之道,变为万事皆求神佛保佑的世俗作法。因此,这些宗教题材的器物和图案,反映了人们对现实生活的幢憬,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明清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也成为某类宗教纹饰或器物流行的主要原因。如明永乐、宣德时期的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从而导致了瓷器纹饰上出现了阿拉伯文,以及伊斯兰教风格器型的出现。明未政局动荡,人心浮动,文人士大夫们徘徊于渺茫与绝望之中,因而反映道家思想的高士图、“四爱图”等较为多见。清道光——咸丰时期暴发了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支援了清政治的统治,同时也引发了各地民众对清统治者的不满,最终导致了太平天国运动。此时的清政府处于内忧外困之中,忠君思想等方面的教化需要要尤为迫切,因而这一时期的景德镇瓷器中,描绘各种英雄人物的纹饰(无双谱)特别多见。

  吉祥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富于积极向上意义和内容的一部分,是人们热爱生活,努力创造幸福、美满、平安和财富的积极心理的外在反映。而宗教文化,则反映了统治者长治久安的政治理想,和人们对现实的美好憧憬、对幸福未来的向往和追求。在景德镇瓷器中所反映出来的这两种文化现象,都是我国民间创造的和享用的、具有传承性的文化事象。这些民俗现象包含了经济和社会的内容。它所反映的民俗心理,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民俗生活在人们头脑中留下的意识定势。它们随着历史的变更而不断积淀和传承,并借助于各种载体,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明清时期景德镇瓷器中所反映的,仅仅是一个侧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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