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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民国初期瓷器上的辛亥革命

冯健郁   2013-07-12

  一百年前爆发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满清王朝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使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由此告终。这场革命激发了民族觉醒,成为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奋起革命的新起点,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向前发展。笔者收藏的几件民国初期的瓷器,其纹饰内容记录了当时的人们对辛亥革命建立民主共和政权的拥护,以及对辛亥革命中的几个关键人物的评价。

  1.双旗杯一对(图1)高5.7厘米,口径5.4厘米。

  杯正面绘有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铁血十八星旗是武昌起义的中坚力量之一共进会使用的义旗。该旗由红黑黄三色组成,红与黑象征“血”与“铁”,即革命需抱铁血主义;十八星代表当时关内汉族的十八行省。五色旗是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中华民国后,由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10日通过专门决议定的国旗。五色旗上的红、黄、蓝、白、黑,代表汉、满、蒙、回、藏为一家,含有五族共和的意思,该旗使用至1927年废止。民国初期,绘有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图案的瓷器很多,充分表明当时人民对武昌起义功绩的肯定和对成立中华民国的拥护。

  杯的背面书有“共和纪念”四字。辛亥革命作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开启了民主共和新纪元,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得人心,在世人心目中,这是永远值得纪念的时刻。

  2.双旗渣斗(图2)高9.7厘米。

  渣斗正面同样绘有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背面为粉底留白“共和万岁”四字,让人仿佛看到建立新的国家后,人们在大街小巷手举国旗或反清义旗兴奋呼喊口号的情景。

  3.双旗笔筒(图3、4)高11.4厘米,口径7.2厘米。

  该笔筒与上述杯、渣斗不同之处在于,背面题“光复大汉”四字,且有落款:壬子(1912年)秋月,永丰成并书。现在单从“光复大汉”语义上看,似有宣扬大汉族主义的嫌疑,然而,在当时却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首先,在二百多年的满清统治时期,汉族人民一直受到压制和歧视,直到19世纪末汉族还只准许在内地十八省居住。其次,据有关资料介绍,当时的革命家对革命有“上下两策”,上策是革命政府收复清朝的全部领土,下策是革命政府收复内地十八省份的主权。由此可见,不论上策还是下策,汉民族的大解放是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光复大汉”作为当时的革命口号之一,也就不足为怪了。事实证明,辛亥革命成功后,翻身得解放的汉民族以博大的胸怀,团结各族人民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笔筒正面的五色旗国旗就是最好的说明。

  4.三旗盖罐(图5、6)高12厘米。

  此盖罐正面绘交叉的铁血十八星旗和青天白日旗,中插五色国旗。笔者所见到的当时有关器皿乃至民国开国纪念铜币,多为铁血十八星旗与五色旗交叉,较少有青天白日旗,因此,这件盖罐就显得较为珍贵了。青天白日旗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兴中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使用的反清旗帜。必须指出的是,正是由于同盟会的历次武装斗争在全国掀起反清浪潮,才使得文学社和共进会领导的武昌起义一举获得成功。绘瓷者认为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的义旗不应忽略不写,并以客观公正的历史态度,给同盟会光复中华写了重重一笔。盖罐背面题句“茶世宜旧,名(民)族维新”很有意思:品味名茶宜用旧习惯,民族进步要有新方法。

  5.孙中山、黎元洪标准像茶壶(图7、8)高13.5厘米。

  茶壶正面绘孙中山和黎元洪标准像,标准像旁分别标明两人姓名。孙中山着淡绿色中装,留八字胡,两眼有神,目视前方。黎元洪一身戎装,留八字胡,右手胸前握拳,似在发令。标准像下方各有一段人物简介。标准像两边插有铁血十八星旗和五色旗,旗的上方有“光复大汉”四字,旗下方绘劲松和稻穗,分别题“八百千秋”、“五谷丰登”。

  茶壶背面题“群才成汉业,立志复中华”句,意即:一群有才干的人士不仅成就了汉民族的解放大业,他们还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努力奋斗。此壶制作时间为癸丑季夏中浣(1913年7月中旬),地点在景德镇珠山,永森祥出品。

  6.袁世凯、黎元洪标准像茶壶和盖罐(图9、10)壶高13厘米,盖罐高12.5厘米

  袁世凯、黎元洪标准像茶壶绘制格式与孙中山、黎元洪标准像茶壶相仿,所不同的是,画面中孙中山的位置画上了袁世凯。袁世凯着黄色中装,秃顶,留中式胡须,一副老政客形象。盖罐的绘制布局与茶壶有所不同,盖上绘袁世凯,并标明“大总统袁世凯”;碗身绘黎元洪,有简介。

  茶壶和盖罐的背面也题有“群才成汉业,立志复中华”句,制作时间为癸丑仲冬(1913年12月),地点是景德镇珠山,永森祥出品。

  从孙中山、黎元洪标准像茶壶和袁世凯、黎元洪标准像茶壶的背面题句“群才成汉业,立志复中华”的意思,并结合两壶正面所绘人物来看,制作者认为的“群才”,应为孙中山、黎元洪、袁世凯等人物。在孙中山人物简介栏内,作者评价其青少年时代就“慷慨纵谈,关心大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天下顺平,欢腾海内”,孙中山功不可没。大家知道,孙中山早在1912年4月就把临时大总统让位给了袁世凯。此时袁世凯已有“去革命化”的倾向,不断排斥革命党人。1913年7月,就在作者绘瓷当月,孙中山发起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遭到通缉,再次流亡日本。作者在这样的时局中,把孙中山作为“群才”之一,给予相当地位,这是难能可贵的。不过,作者毕竟是普通的百姓,受时局影响或官方某些宣传误导,对许多人和事的看法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对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作者称其为“起兵武昌,光复大汉,民国政兴”的英雄。殊不知黎元洪在武昌起义之初曾亲手杀害义兵,在起义将要成功之时勉强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最后被革命党人强迫推举为湖北都督。而对当时已就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的评价,作者更是极尽溢美之词:说袁不得志时,顾盼自雄,志气尚壮,至担任大总统,威震天下,是光复以来无人可比的杰出人物。其实,袁世凯在攫取清廷的军政大权后,迅即派重兵围剿南方革命军,只是后来看到清廷太腐朽,且大势已去才投机到革命阵营中来的。历史跟这些瓷绘制作者开了个不小的玩笑,两年后袁世凯复辟帝制,妄图逆历史潮流而动,只做了83天的皇帝,在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中,忧愤成疾而亡。

  纵观上述藏品所展示的内涵,从“共和纪念”到“复兴中华”,充分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美好愿望。由于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性,人民的这一愿望不可能真正实现。但是,由此而激发中国人民为了实现这个美好愿望而展开坚苦卓绝的奋斗,始终没有停止过。民初瓷器上的辛亥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从历史的侧面,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与不足,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来源:收藏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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