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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藏教室] 书画收藏八戒(上)

杨丹霞   2006-01-20

  书画的收藏与鉴赏,是十分有趣又十分不易的事。既是书画家,又是鉴赏家,同时还是作伪高手的张大干曾深有感触地说:“夫鉴赏非易事也。其人于斯事之未深入也,则不知古人甘苦所在,无由识其深;其人之已深,则好尚有所偏至,又无由鉴其全,此其所以难也。盖必习之以周,览之也博,濡之也久,其度弘、其心公、其识精、其解超,不惑于前人之说,独探乎斯事之微,犀烛镜悬,庶几其无所遁隐,非易事也。”

  确实,要在鉴藏活动中做到大干所说的既能于鉴藏学问上做到广闻博览,又能达到“心公”、“识精”,有自己的独到见地,并基于前人的成果有所创造,实在是任何一个收藏家和鉴定家的理想境界。我们在追求这个境界的过程中,也许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难题,也会因自身的学养、经历、眼界的局限而徘徊,但是,人总是可以从失败、困惑中学到本领,并争取预先尽可能地减少失误,从而逐步走向并接近真理。恐怕,这就是笔者所写本文最原始的目的吧。

  ◆ 一戒:懵懂无知

  明清两代,最著名的书画收藏家是项元汴和梁清标,他们既富有,又有相当的眼力,如今世界各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古代书画巨迹,许多都经过他们之手。但是,历史上的不少收藏家也并非都是如项、梁那样真正的鉴藏家,因为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或是“没眼”,或是有眼而鉴定不精。《墨缘汇观》的作者安歧收购书画时,书法鉴定靠陈奕禧,绘画鉴定靠王晕。近代庞莱臣收藏则是靠一批上海的鉴定家,如吴湖帆。庞氏《虚斋名画录》中著录过的许多精晶,上面都有吴湖帆的题跋。安、庞二人,还算是多多少少懂得一些的。其实,自古至今许多买书画的人并不懂书画。

  和宋代大书画家也是大鉴藏家米芾同时的有个叫刘泾的进士,官职也不低。虽然他也酷爱收藏,但刚开始时,不仅对于鉴定一窍不通,而且只会看作品的“名头”乱收一气,其结果可想而知。后来,他结识了米芾,开始系统地学习鉴藏的学问,十年之后终于探求到了其中的道奥,收到了韩干画的《马图》。在此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书画鉴定是一门包含了许多学问的专门学科,掌握并运用它,绝非靠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我们很努力地、长时间地去研习和磨炼。

  传世的书画作品,是千余年来文明与艺术的结晶,书画作为文人士大夫抒发性灵,记述交游,阐发学问和自我标榜的媒介,先不论一幅作品所包含的书画家自身或他生活的时代的审美趋向、艺术境界等问题,就是从最直观的技术问题人手,其特殊的材质、柔韧的工具、精细的分类、多变的技巧、繁复的图式、考究的装裱形制等等,都难以在短时间里明了并掌握的。

  就拿书画作品所使用的材质来说,对缺乏实践经验的人而言就是第一道难题。2003年春,在北京拍卖市场中出现的传为晋代索靖的《章草书出师颂》,有人说是写在硬黄纸上的,其实不然。虽然《出师颂》的纸色黄旧,但并非硬黄纸而是白麻纸。因为硬黄纸比白麻纸的纤维更坚密光滑,用放大镜观察纸表面,麻黄纸就不像白麻纸那样有许多的毛绒纤维的翘起。而此卷《出师颂》所用纸的表面特征,与白麻纸的性质吻合,只是因时代久远,纸张由白变黄子。同样还以《出师颂》为例,此卷引首篆书“晋墨”两字传为宋高宗书,如果收藏者对于宋高宗的书法真迹见得不多,也不太明晰元代以前书画用印诸如印泥的配制、印的钤盖方式等规律,是不是就没有其他方法来鉴定了呢?回答是:当然有!因为,如果平日比较注意从书画作品的材质上积累经验,利用观看实物的机会,仔细观察不同时代书画材质的特点,并了解那些著名书画家某些特殊的用纸(或用绢)的习惯,你就会首先判定,这段所谓宋高宗的篆书,是写在明代的龙纹砑花笺上的。一位生活在12世纪初叶的皇帝怎么可能把字写在16世纪的笺纸上来呢?

  但是,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引首不是宋高宗、字心作品不是索靖亲笔,此卷就没有艺术和历史的价值了。因为,不管怎样它是一件隋至唐代人的临本,它的书法水平远比寻常所见的隋唐两代经生的写经要高得多,其行气畅通,牵丝自然,显非一般庸手,是一件具有相当水平的临本。虽然从作品本身来讲如错字、改字以及其“母本”等还有许多值得仔细探讨和深入研究的地方,但这不妨碍它被当作难得一遇的宝贝。

  再以绘画技法中的线描为例,描法自古就有18种之多,每一种线描都直接与一位开宗立派的大师紧密相联,比如人物画中被经常采用的“铁线描”是唐代绘画大师阎立本创制的,圆挺坚韧的线条极为传神地表现了唐代宽袍大袖随风微摆时饱满的质感和层次;“兰叶描”则始于宋代马和之,他的真迹如《赤壁图》以及后人临仿他的许多《诗经图卷》分别收藏在国内外各大博物馆。“兰叶描”古拙质朴,被后来的许多人物画家所借鉴,如清代的肖像画家禹之鼎、华嵒等。如果收藏家将书画的作者与画中所用描法相比对,倘署款唐代的画中使用了明初“浙派”创制的“钉头鼠尾描”,或者一件署款五代人的绘画使用了南宋才出现的“折芦描”,都要引起警惕。

  山水画中的各种皴法也是此理,山峦坡石的皴法也以“二十四皴”为数。如北宋郭熙创制的“卷云皴”、米友仁的“落茄皴”(又称“米点皴”)。还有表现植被稀少,山石硬削的“斧劈皴”,以南宋院体画家中的夏圭、马远最为著名,而细密山水中常见的“解索皴”是元代“四大家”之一,也是赵孟頫的外孙王蒙首创的,善于描绘南方树木蓊郁的层峦幽壑。而且,在一个或一派画家创制了一种皴法后,同一种皴法因时代的不同或画家的不同,会表现出不同的笔墨性格。如米友仁的“米点皴”,描绘镇江一带烟雨朦胧的平远景色最为贴切。尔后,元高克恭、明“吴门派”、董其昌以及清“四王”等历代山水画家都使用此法,但每一家都有其各自的风貌,倘或皴法颠倒时代性格,其画也必可疑。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署款为宋米友仁《云山卷》,虽也作“米点皴”,但皴法明显有学习元高克恭云山之风格,故时代不够,而应定为元人或明人仿本。又如,香港某藏家董其昌款《山水册》中,也有以“米点皴”画的云山,但从其用笔习性和墨法看,并非是董的亲笔,而是出自其代笔人沈士充。特别是图中的树木枝干,画法皆为沈氏自家面貌,在董其昌亲笔画中是见不到的。

  了解了一种技法的来龙去脉,不仅可以辨别有款、印书画的真伪、是非,也有助于判定那些难于断代的无款作品,至少,我们能够根据作品技法上的某些明显特征给它断出一个应该创作于某家之后的时限。上述的这些知识对于有志于书画鉴定和收藏的初学者来讲,确实是最基础的东西了。掌握这些,可以从在书画史的学习中积累,更应该观摩大量的实物,总结出他们的特点和规律。

  提倡收藏者学习书画史、书画学理论以及了解一些书画的创作技法,目的之一是为了收藏者能够自己掌握书画作品的时代、流派、个人等风格特征,所谓爱之不如知之,知之才能惜之。

  收藏作为一项投资,它首先是智力上的,其次才是财力上的。因为如果一位藏家对寸:自己投资的书画家及其作品缺乏足够的认识,仅仅凭借单纯的喜爱,有多少钱财也会被泛滥的赝品吃空。同时,对书画史和书画家的研究,既是收藏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真正热爱书画的集中体现。很难想象,一个无心钻研书画本身的人是个爱书画的人,佳作到他跟前,他不可能抓得住,即使侥幸得到,也不会被保留住。在市场上屡见不鲜的是,许多人手中握着宝贝,而他自己懵懂不知,佳作轻易的就被放弃;而一些具有相当艺术水平,或有极为深刻人文内涵的作品,并不被人了解,以低廉的价格易手。这些令人遗憾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所以,必要而深入的学习是收藏之基石,也是投资的保障,更是艺术的熏陶与涵养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多少艰辛,就会有多少乐趣,也会获得多少身心和收益上的双重愉悦。

  ◆ 二戒:趋利为先

  人们平时总讲艺术家应当“德艺双馨”,实际收藏家更要讲个“德”字。什么是收藏家的“德”呢?那就是对艺术的热爱,对艺术品的热爱,对创造艺术的书画家的尊重,对鉴定家的尊重,对同好的尊重。有德的收藏家不会贪图一时之利而轻易出卖自己的藏晶,更不会为一己之私去欺骗、伤害那些与自己的收藏有关联的人。这种热爱与相互尊重经过长久的坚持和积淀,会升华为一种人格和品行。例如民国间的大收藏家张伯驹先生在抗战时期,面对日寇的威逼利诱,冒着生命危险,保住了自己收藏的绝世珍品陆机《平复帖》,后来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为众多收藏家树立了世代楷模。我们无意让所有的收藏者去仿效张先生,毋庸置疑的一点是收藏是一项高尚的事业,正如一幅书画作品代表了一个书画家的人一样,一件作品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收藏家的德行、眼光和耐心,正所谓“有德者居之”。

  既然很多收藏者对于书画的爱好也包含了投资的兴趣和牟利的预期,况且,书画的收藏在客观上也需要不断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因此,理智和慎重的买、卖是必须的。但是,如果一个藏家一人手就以牟利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这是十分危险和不可取的。因为如果藏家事事处处“钱”字当头,会与一些好东西失之交臂,即使偶然得到了,也会因藏家一味追求经济利益,反而并不能获得最大的收益。甚至还会发生“走眼”的事情。

  不妨以现在市场上最热门的齐白石书画为例。笔者曾经就齐白石书画的投资价位走势和齐白石书画收藏应注意的问题进行探讨,实际上,齐白石的书画价格始终处于一种稳中有升的状态,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的画价也有起伏波动。白石55岁(1917年)左右到北京,在琉璃厂南纸店挂单卖画并为人刻印。起初,一幅花鸟扇面的标价两块半大洋,仅相当于金城、陈半丁、陈师曾等名家画价的l/2,仍无人问津。后来,备受冷落的齐白石接受了好友陈师曾的建议,“衰年变法”,将过去沿袭八大山人的画风,改为取法吴昌硕的富于篆书意趣的大写意花卉,创“红花绿叶派”。1922年舂末,陈师曾将齐白石等人的画作拿到日本展览,从此,他的画在北京这个人文荟萃之地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和欢迎,价格也比刚到北京时上升了几倍、几十倍。

  20世纪90年代初,虽然大陆市场对海外市场自1980年以来的猛涨有了回应,迎来了一次普遍的大涨。但当时书画的价格之低廉与当今有天壤之别,1993年齐白石的常见题材的作品如花卉、虾蟹等,每平尺约一万到两万,山水约在每尺8—10万,如是“贝叶工虫” ,大约三四平尺大小的,画叶和虫各有四五个的,当时在香港拍卖,一幅大致都能卖到50万以上。而在大陆文物店买,一般是30万左右就能到手。

  1994年大陆艺术品市场逐渐放开后,齐白石书画价格超越了任何近现代书画家,呈现出一种突飞猛进的“窜升”行情。1994年秋,中国嘉德书画专场,齐白石的12开设色《山水图》册以500余万元的价格为北京某企业所得,而另两件齐白石的山水题材的立轴,即尺寸相同的《松屋闲话图》和《蕉林书屋图》分别以198万元和297万元成交。如果按照书画收藏中惯用的以尺论价的方法计算,《山水图》册每尺的价格应约合42万元。短短4年多的时间,齐白石绘画的价格就升了将近4倍。2003年11月,中贸圣佳秋拍近现代书画专场,还是此册再拿出上拍,成交价1000多万元!

  不难看出,只要在保证作品是真迹的前提下,齐白石书画作品的价格在上世纪80年代后至今,总体趋势是看涨的,可以断言,随着国民经济的繁盛和收藏家队伍的日益壮大,齐白石作品真迹今后其价格仍会有不小的上升空间。

  所以,如果拿一位在上世纪80年代初人市的收藏家为例,如果他抱着“见利就走”的心态,那他可能在收藏了几年后,甚至更短就卖掉了,而如果他一直收藏到1994—1995年或到今天,不言而喻,那他的收获就是以十倍,甚至数十倍的回报来计算了。

  另外,更应引起收藏家警惕的是,在当今赝品花样百出的情势下,真迹难寻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不仅是古代书画,而且也包括近现代书画,即使是今天还健在的一些知名书画家的赝品也大量充斥市场。如果对书画的鉴定不精,又单纯的以牟利为唯一目标,恐怕就会忽略鉴藏过程中一些重要的细节而首先成为赝品的猎获对象。笔者曾在某次拍卖预展上见过一位看画首先注意“卖相”的收藏者,他认为相当好的一件李可染画的《牧童与牛图》,恰恰是一件赝品。富有戏剧色彩的是,那个仿制这件作品的作伪者刚好就站在连连称好的这位藏家的身后!

  ◆ 三戒:惑于己好

  这是针对有一定修养的收藏者而言的。不同的收藏者有不同的审美标准和风格偏好,他们往往根据个人的兴趣搜集书画作品,从而自己的藏晶各具特色。对于这一类的收藏者,他们在收藏书画作品的时候是有针对性的,如有的收藏者喜欢传统的“四王”一路的山水画,有的收藏者则专门收《石渠宝笈》等清内府著录过的书画作品,有的藏家对“扬州八怪”中水墨大写意的作品情有独钟,而有的藏家则更欣赏张大千、溥儒、齐白石、李可染等近现代大师的书画,还有的藏家喜欢搜集名人学者的墨宝和尺牍信札。这种专嗜一好的收藏者往往对自己已有的藏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分析这一类作品的风格,并对相关作者的生平、艺术传承及与之交往的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都会做深入细致的归纳、分析,并且,常常以某一书画家或流派为轴心,将其艺术圈中的其他书画家的作品也纳入其收藏的范围。

  书画收藏有针对性,书画作伪更有针对性。有的伪晶就是专门针对这一类藏家而作的。董其昌书法世所宝贵,其楷书学颜体,庄重端静,风格独具。但世人偏爱其行书,往往是对行书的赝品趋之若鹜,对楷书真迹却熟视无睹。明人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载,一位徽商买了一幅假董其昌山水,受到别人的艳羡,但后来他得到了董书的真迹,别人反不以为然。可见,不仅伪造假董甚是猖獗,而且,造假者也摸准了那些“没眼”的收藏者的脉,并针对偏好造假。你不是到处找这一路的吗?给你,要多少就有多少!

  无论是古代的“苏州片”,还是当今市场上常见的伪造近现代名人学者的书法、对联,都是针对某一类特定的书画收藏者而来的。这种伪品往往更具有欺骗性,因为作伪者和收藏家一样,对该书画家进行了细致研究,从他的生活环境、交往圈子到书画风格、题款印鉴都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针对市场对该书画家作品的需求,进行有目的的仿造。此外,若作伪者长期临仿这一家的书画,熟能生巧,作伪的水平较高,就会令一般的收藏者不易辨别,甚至暂时不了解市场动态的专业人士都会以假当真。

  对于专收某家作品的收藏者来说,在依据笔墨风格进行判断以外,更看重此件作品背后所反映文化内涵。如本款中出现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对这位画家艺术年谱的补充,上款所写的人与作者本人的交往,题跋中讲到此件作品创作的背景或一些特殊原因等等。由于他们过多地重视作品中的社会、人文信息,有时会不自觉地忽略对笔墨风格的鉴别,导致误收伪品。如一位喜爱齐白石书画的收藏者,不仅对齐氏的用笔、画风非常熟悉,而且深入研究了齐氏的诗文和艺术环境,因此对齐氏作品的鉴定颇有所得。多年来他一直在寻找能反映齐白石和他老师樊樊山交往的作品,以便进一步研究齐白石早年艺术创作以及齐、樊二人交往的历史。在一次拍卖会上,他惊喜的发现了一件齐白石的小品画,上款是写给樊樊山的,并且有年款,下面还有樊氏的鉴赏印。这正是他多年梦想得到的东西,于是没有再仔细辨别笔墨的真伪便欲购买。但后来经朋友提醒,自己再静下心来认真比较研究,发现此作虽为齐氏早期年款,但所作为晚年风格,且用笔轻飘,缺乏齐白石特有的金石味道,毫无古拙之气,整幅作品显得单薄造作。再细看樊氏的印章,也是后人仿刻的,印色也差,最终认定这是一件当代人的仿品。这位收藏者对自己作为一个老藏家险些犯下“低级错误”懊恼不已,反省再三,认识到当时只注重了自己喜好的款题内容,忽视了鉴定首先应辨别作品笔墨风格以及款署是否与书画家不同时期艺术特征相符等因素,头脑一热,险些上当,不禁连呼“侥幸”!

  不仅是一般的收藏者,即使是一些著名的鉴藏家,也有因惑于己好而上当、受骗的时候。如民国时期著名的大鉴藏家吴湖帆,出身富于收藏的仕宦之家,早年时他曾听家中老人说,吴家曾藏有一幅宋梁楷的绘画,后来因离乱散佚了。吴湖帆一直对此耿耿在心,希冀在自己的收藏活动中能够使家藏失而复得。一次聚会上,他把此事告诉了张大千,大千便依据古物研究所中所藏梁楷绘画的笔意,画了一幅《睡猿图》,两个毛茸茸的黑猿伏卧在巨石上,憨态可掬,他又用一块木头仿刻了梁楷的印章盖在画上。假画做好后,大千闻听湖帆要去北京看望周肇祥等好友,就托人将此图寄放在湖帆常去光顾的琉璃厂。湖帆会友之余,逛到此店,看到大千寄放的假画,不假思索就以百元大洋买下。但湖帆回到上海不久,其友陆丹林拿来了一幅张大千赠送的《睡猿图》,还题了陆的上款,但画却和湖帆的“梁楷画”一模一样,只不过赠陆的是署大千本款。湖帆见此,方知上当。为了名声和体面,不得已又请挚友叶恭绰题写了“天下第一梁疯子”,并且亲自在裱边题跋了一大段,题中喋喋述说了自己如何珍视此图等等,最终以天价卖给了日本藏家。此事过后不久,张大千将制作假画时使用的木头印章送给了花鸟画家刘力上。此作在数十年中几经流转,现藏于美国某博物馆。

  吴湖帆并非眼力不济,而是心里藏着“故事”索骥,因而暂时上当。但当今涉足书画收藏的芸芸之众,不乏脑中空白一片,被“故事”骗得晕头转向者。笔者常接待一些非常热心、痴心的书画爱好者,他们在收藏中吃大亏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心里老想着“捡漏”,而且想“捡大漏”。这种心理总会被一些制假、卖假者利用,为假书画提供了市场。近日曾有一人,最初拿来了三幅溥儒的山水画,说这是托熟人从天津某大家族中人买出来的,三幅十万元。猛一听价钱并不很贵,因为每件作品都有三尺左右,没看作品前,还真以为他运气好,买到了名头大、价钱低的藏晶。一看东西,这三件都是新仿的假货,别说不值十万,造假的成本也就不到3000元。可这个买家仍兴冲冲地说:“卖的人告诉我,他家孩子要出国读书,急着用钱,家里还有十几幅溥儒呢!”这话不假,为什么?要是你碰上的是造假的作坊,别说十几件,就是上百件也能造出来。除了利用藏家喜好大名家、贪图便宜等心理外,作伪者或编造此物出于名门望族,或专门编造各种离奇的、煽情的缘由和故事去牵引人的好奇或贪念,由不得你不上钩。

  所以,收藏家除了不断丰富自己的书画专业知识,努力掌握识真、辨伪的技巧之外,还要有坚强的神经、明晰的理智、恒久的定力,不轻易为各种个人的偏好和他人的诱惑左右,并且在购买前尽量多的听取别人的意见,比如同好的看法、专家的建议,甚至是家人的提醒。只有这样,才可以在自己长期的鉴藏活动中始终保持清醒,尽可能避免损失和错误。

  (摘自:《文物天地》2004.09)

  编辑:之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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