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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 论越窑(下)

林士民   2002-04-29

  (三)越窑问题

  国内外众多古陶瓷研究的学者,在研究中国陶瓷中,把著名越窑往往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中国周边的学者,把越(明)州上林湖窑场的制品往往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所以越窑与上林湖划了等号。这就表明,唐代开始,上林湖确实成为越窑的中心窑场,我们称它为唐宋时期的浙东古瓷都。这个瓷都拥有近200座作坊(群)。在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上林湖瓷都属于“明州慈溪(县)上林乡……”。这里从东汉时开始设窑,一直烧到北宋晚期,在彭东发现不到10座作坊步入南宋初。由于上林湖率先在窑区内设“贡窑”,烧造“秘色瓷”,成为唐、吴越、北宋时期宫廷用瓷的一个主要贡奉地,时间长达300年之久[42]。此外,大量烧制贸易陶瓷,以供应国内外的需要。

  上林湖作为越窑的代名词,也是越窑的中心产地。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制瓷业格局。所谓“南青”实际上就是上林湖越窑,是南方青瓷中的杰出代表。因此,从制品类型学观点看,应包括彭东银锭湖、鸣鹤的杜湖、白洋湖以及上岙湖等窑区。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古窑址统计,宁波、绍兴两地有293,其中上林湖瓷都占2/3以上的作坊。

  从窑址制品类型表明,唐、五代、北宋为越窑段,制品类型可分为六期。初唐、中唐、晚唐分别为一、二、三期,五代前期为四期,五代后期与北宋早期为五期,北宋晚期为六期。第一期至第二期前半期,制品均为明火迭烧阶段;第二期后半期出现匣钵,以后到第四期,生产制品使用明火迭烧与匣烧,实行双轨制。唯独“贡窑”制品全部为匣烧。到第六期则仍以明火迭烧为主。这些演变过程,在典型窑址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典型窑址的制品

  初唐窑址以上林湖Y5、Y55—1为代表。狗胫山Y55—1,主要制品以碗为大宗,还有壶、钵、盅、罐、盘、簋、水盂、砚台、托具以及灯盏等。

  黄家庵Y5,主要制品以碗、罐为大宗,还有盘、壶、洗、钵、簋、杯以及砚台等。

  晚唐窑址以上林湖马溪滩Y30、荷花芯Y37以及黄蚕鳝山Y26为代表。马溪滩Y30、以碗、执壶、盏为大宗,还有盘、罐、盆、灯盏、砚、海棠杯、唾盂等。荷花芯Y37,以各式碗为大宗,还有盘、罐、盆、盏托、盒、灯盏、砚、海棠杯、唾盂以及水盂等。黄鳝山Y26—2以各式碗为大宗,还有盅、盘、盆、盏、托具、执壶、罐以及各式瓷质窑具。

  北宋早期窑址,以上林湖后施岙Y65为代表,主要制品以碗、盘为大宗,还有执壶、罐、盏、托具、盆、灯、高足杯、洗等。

  北宋晚期窑址,上林湖以湖家溪Y82、Y84、Y85、Y87、Y88为代表,代表越窑衰落阶段的典型窑址。从产品的种类、造型、纹样都可看出它们衰落时期的特征。

  2、越窑新观点的确认

  上林湖1957年建水库时,共发现20多处古窑[43]。1980年开始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与慈溪文物部门[44],联合调查,不但采集一批标本,又发现了一批古窑址。1984年由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文物大普查,并将上林湖等古窑调查作为重点调查对象,通过普查,不但查到古窑近200处[45],而且获得了近100多处古窑的标本。经科学研究后,对越窑新观点得到确认。

  第一,“东汉说”的确立。20世纪30年代好古者,根据采集的上林湖标本,认为烧造青瓷的时代为唐代。1957年省文物部门调查后,把烧造青瓷的年代定在东晋[46]。1984、1985年文物大普查中,我们又发现了一批东汉晚期的窑址,可算至今在该区内年代最早的烧陶瓷的作坊。从此“东汉说”确立,具体年代,根据出土器物与纪年墓出土对比结果,应在公元170年前后[47]。

  第二,置“贡窑”的确认。

  “贡窑”与“官窑”是完全不同性质的窑。“贡窑”即烧瓷贡奉朝廷器物的窑,它的性质属于民营窑,只不过是派官监烧,把上当次的精品作为地方的贡品上送朝廷,一般的制品作为贸易陶瓷流通于市。

  “官窑”自北宋晚期才出现,“官窑”从制作样品图、式样的式样到原料、工匠、包括烧造、开窑、制品包装、运输、存放等,一切全由宫廷派官监督,制品只供宫廷内使用,市场上不流通,这与“贡窑”有本质上的区别。

  上林湖窑区从“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墓志罐出土和施家斗“贡窑”出土大型器盖内书刻“咸通十三年……”[48]的“秘色瓷”等一批实物。这批“秘色瓷”与陕西扶凤县法门寺,唐地宫出土的咸通十五年(唐代最高统治者供奉)的秘色瓷年代一致。这表明上林湖在晚唐时代设有“贡窑”。关于上林湖生产秘色瓷之议,在几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中,学者们一致认为,法门寺地宫这批秘色瓷是上林湖窑区“贡窑”生产的制品,制作年代在咸通十三年左右。从此,上林湖贡窑的存在进一步得到确立。

  第三,贸易瓷生产中心。

  在众多贸易陶瓷生产中,究竟那一个窑场为主?在国外发现的越窑贸易瓷,一般都认为是上林湖的制品,这仅仅从制品的造型、釉色上来判别。20世纪80年代在唐、宋窑址遗存中发现了不少铭文器,特别是窑具上,如匣钵、间隔窑具中书写了大量的铭文,并在制品上也保存了不少铭文。从制品、窑具上出现的铭文,从品种、门类重复出现的数量上,可以说越窑中的上林湖窑场为最丰富[49]。在这众多铭文上,传达了当时许多重要的信息,尤其是从贸易陶瓷生产角度考虑,“丁”字款的出现也是最为典型的。经研究表明,“丁”字款是“太平丁丑”的简缩[50]。“太平丁丑”即太平兴国二年(977)。

  这类纪年器仅仅在澎湖港湾中出土230余件,其中仅撇足碗一项就近百件。这些器物的纹样以双蝶纹、莲子纹、龙纹、鸟纹、龟荷纹等碗、碟、洗类为多,与上林湖所产的不但器物造型、纹样、釉色一致,而且“丁”字款的写字体也相同。这类器物只有在上林湖五代北宋时期窑址中才出有“丁”字款和同样的纹样,其他地区窑址中,至今还未见有发现。因此说澎湖岛港口遗址中,目前出土的3150余件越窑青瓷[51],可以肯定产地是上林湖后施岙Y65等作坊,雄辩地证明贸易陶瓷生产中心,确实在上林湖,而且是有一定数量外输。

  第四,越窑中心说成立

  首先在上林湖率先设“贡窑”,扶风法门寺地宫供奉了上林湖生产的“秘色瓷”,说明上林湖已为朝廷所重视。国内外学者研究越窑青瓷首先提到的是慈溪(余姚)上林湖。更为重要的唐宋以来,上林湖地区制瓷业发展特快。作坊林立,仅唐代窑址(群)66处,五代北宋作坊(群)100余处。,共计160余处。已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越窑烧造中心区。这样规模与密集瓷窑体系,在其他地域是不多见的。

  上虞唐代作坊28处,五代北宋42处,合计70处。从这些情况反映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越窑的中心地在浙东慈溪上林湖。这就为“越窑中心说”的确立提供了扎实的依据。

  3、“贡窑”与“秘色瓷”。

  关于越窑中设“贡窑”。从出土的唐墓志罐上书得十分清楚,文曰:“光启三年(887)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这件实物说明上林湖“贡窑”存在,点名其贡窑设置方位,但没有说及上林湖地区何时开始设贡窑。

  烧贡瓷时间。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珍藏的贡瓷,绝对年代为唐咸通十五年(847),是唐皇室遗留的集群性文物。就瓷器而言,在慈溪上林湖窑址中找到物证,无疑是“贡窑”产品中的佼佼者。由此所知,上林湖在9世纪70年代前已烧贡瓷。

  1973年宁波和义路(码头)等遗址出土唐大中二年(848)文化层共存出土一组精美青瓷,碗、盘等造型、釉色与法门寺一致,与上林湖唐窑遗存亦一致,从而证明上林湖在9世纪40年代“贡窑”已存在。1936年绍兴古城唐元和五年(818)户部侍郎北海王府君夫人墓出土执壶、盘、水注、唾盂等一批秘色瓷,与上林湖中唐晚期窑址中出土制品一致,无疑是贡品。从这批文物推断,上林湖烧造贡瓷的时间,可以上溯到9世纪。这与《新唐书·地理》“越州,会稽郡中都督府,上贡瓷器”记载相符。正因为越(明)州置有“贡窑”,烧制的产品精美绝伦,才有可能“陶成先得贡吾君”的严格规定。

  关于秘色瓷器。秘色瓷的制品,经过查对窑口,在上林湖都能找到制品的产地。例如唐八棱净水瓶在上林湖庄基Y60、Y61,后施岙Y63都可以找到瓶的肩、底和颈部。荷花碗、葵花盘在施家斗Y66、狗胫山Y58、马溪滩Y30、黄鳝山Y26、等窑都有较多的遗存,更有意义的出有口沿刮釉一周的荷花碗(盏),无疑是作金银扣的。

  唐褐彩绘云纹镂空炉的虎头足,在高岭头Y36、狗胫山Y58和施家斗Y66都有虎头鼎足,在Y66还出褐彩残器中一个碗内书“禹庙……前进……”这种褐绘釉绘风格与水邱氏墓中褐彩云纹钵形灯、酒罂相一致。五代钱氏家族墓褐彩云纹酒罂,在黄婆山Y95亦有肩、颈和下腹残片。方形委角套盒、执壶在狗胫山Y57、Y58,后施岙Y63均有残器。

  后施岙出土的盘器形大,饰龙、凤为主,还有刻莲瓣纹,一件外底刻“官样”两字,当属贡瓷之样品,该组秘色残器与出有“太平戊寅”铭文的圈足盘、碟的竹圆山Y41制品一致。由此所知除后施岙Y65、Y67、Y69外,高岭头Y53,下滩头,琵琶山Y29、皮刀山Y43、Y44和五代末交白湾Y21、扒脚山Y39等这些窑均烧秘色瓷。总之秘色瓷是越窑制品中的佼佼者。

  关于秘色瓷分期。根据考古资料可分为五期[52]。第一期,元和朝(806—820)前后,代表作是绍兴元和五年(810)墓出土的一组秘色瓷[53],包括嵊县(819)多角瓶、罂以及镇江(820)瓜棱执壶,为秘色瓷始烧期。第二期,唐大中咸通(847—873)朝前后,代表作宁波和义路大中二年,文化层中的一组秘色瓷[54]和法门寺地宫为代表的咸通朝制品,这一段为秘色瓷的发展期。第三期,唐光化朝至五代光顺朝(898—953)。光化、天复朝以钱氏家族墓中出土物为代表[55]。五代(吴越)天福,开运与光顺前后,则以文穆王钱元灌( )及妃吴月汉墓出一批秘色瓷为代表[56]。钱氏割据一方(893—978)时大量烧制贡唐、贡晋的秘色瓷,这方面文献屡见不鲜。当时,闽王、前蜀王都派人来定烧秘色瓷,所以说这时是秘色瓷焙烧的兴旺期。第四期,北宋太平兴国至咸平朝(976—1003)前后,代表作有公元995年辽韩佚夫人合葬墓与公元1000年元德李后陵出土的一批秘色瓷[57]。这一历史时期,也是钱氏贡奉中原王朝秘色瓷数量剧增的时代。据载“明州节度使惟治进……瓷器万一千事”、“太平兴国三年三月进越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四月二日又进瓷五万事,金扣百五十事”。多达“金银饰陶器十四万事”,“惟治私献金扣瓷万事”。由于上林湖瓷都贡窑产量供不应求,因此,又在明州港口东南东钱湖、上虞窑寺前别设贡窑烧制秘色瓷。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秘色瓷生产的鼎盛期。第五期,咸平至熙宁元年(1003—1068),这60年间,越窑贡瓷数量大大减少,《余姚县志》虽说“宋时置官监窑”,但最后说窑“寻废”。考古发掘资料表明,在熙宁朝前后,那种秘色瓷的残器早已见不到了,此后,均为民窑的粗劣器,这反映了秘色瓷衰落到停烧阶段。北宋晚期这段时期,正是宋廷设“官窑”烧制宫廷用瓷。而贡窑中河南的钧窑、汝窑(公元1086—1105年),河北的定窑,都是贡奉的主要对象,这些原因与越窑秘色瓷衰落到停烧的时间相吻合。

  4、装饰艺术的演变

  装饰的功能在于美化器物,因此,装饰手法和形式是根据器物的造型和实际审美需要而定的,通过工艺手段,使装饰图案纹样与器物造型互相更协调,产生整体美的效果。

  唐代青瓷上装饰工艺分期:第一期,初盛唐时期。越窑青瓷制品在装饰工艺上运用篦纹、点彩、堆贴、模印及镂空,整体上简洁朴素[58]。第二期,中唐时期,主要是釉上斑块发展成釉下斑块装饰,还有写意画、模印及堆塑[59]。第三期,晚唐时期。越窑装饰艺术在以釉色取胜的前提下,采用了应物之宜的技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突出的是:(1)雕、堆塑、镂,在基本造型定型的基础上,进行美化器物而进行的艺术处理[60]。(2)刻、划、印等手法的运用,前提是在器物定型情况下,在胚体上刻花和印花,有时刻划结合,以增加器物之美感[61]。(3)晚唐时越窑褐彩装饰技法发展到彩绘,胶胎瓷器的出现,则表明在制胎工艺上进行装饰革新的努力[62]。(4)金银扣艺术加工,在烧成器物后,对口沿部分进行金、银附加镶嵌或涂金银之类贵重的材料。

  五代时越窑制品,在艺术装饰上有新进展。雕镂加工工艺精致,盛行刻、印的修饰,褐彩绘大器生产,贡瓷中大兴金银加工。《十国春秋》、《宋会要》中所载的贡瓷中的“金扣瓷”、“金扣越器”、“金银陶器”、“金棱秘色瓷”、“金银饰陶器”等实为一物,即用金银装饰的秘色瓷。

  北宋时期的装饰,根据考古资料有三大特点:第一,线刻图案精致。初期除仍继承五代之遗风,烧造青绿、湖绿等青翠美丽的釉色来取胜外,在器物上大量运用线刻。“人物座饮图”就是典型之一。第二,深剔线刻结合。在“贡窑”中大为流行。“官样”标本即典型之一例。第三,捏塑镂空端巧。典型的咸平元年(998)镂空卷叶纹香熏就是一例。

  在北宋时期,烧于978年纪年的双凤、鸡头纹;995年前烧的环带纹、蜂花纹;998年烧制的粮罂上复莲纹;1000年前制作的龙纹、云鹤纹和烧制于1018年前的双蝶、缠枝菊,都是北宋前期典型的题材与纹样。

  北宋后期,越窑装饰艺术与手法已步入退化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盛行的线刻退化到无主题,布局杂乱。那种鸳鸯、蝴蝶、云鹤不见了。(2)粗劣模印的盛行。(3)莲瓣纹退化。越窑以莲为题材的装饰,在越窑青瓷中屡见,有莲子、莲化等,“莲花净不染心”的高尚境界,流传悠久。但是到北宋晚期主次不分,线条粗劣,完全失去了原来的创作思想,因此反映在制作上远不如北宋早期。

  5、装烧工艺的创新。

  越窑装烧工艺中,对于匣钵的发明与使用,不但使越窑制品的质量提高了档次与水平。而且产量大幅度地增长,这是一次制瓷业生产技术的革新。

  越窑匣钵发明使用于中唐晚期,即元和朝。这在上林湖窑场,白洋湖窑场和小洞岙中唐窑址等出土遗物得了证实。匣钵发展演变可分为初创、发展、鼎盛三个时期。(1)初创期,从几十座窑址遗存表明,只有一种形式,仅限于烧小型器物如碗、盘等,多为覆钵形,时代在公元800年至820年前后。(2)发展期,主要在晚唐,钵装烧方法由覆烧演变为仰烧、合烧、匣烧等方法。匣钵的造型,也改变了单一的形式,而出现了碗形、筒形、洗形、盘形和M型匣钵。(3)鼎盛时期,主要唐末,五代和北宋前期,是越窑生产的鼎盛时期,设“贡窑”,“置官监窑”,大量烧制秘色瓷。这可算是越窑装烧工艺第二次革新。

  这次革新的主要成果,是把越窑的烧造质量,大大的提高了一步,制品的釉色、烧结程度,器形之规整,都达到唐代诗人所形容的釉色,即“似冰类玉”“千峰翠色”、“捩翠青瑞色新”、“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可见烧成器物规整不变形。这类匣钵特点是(1)用瓷土(与制器物原料一致)制作。(2)器物装入匣内用盖盖上,然后再用釉子封好,这样一个匣钵装一件,烧成后,必须把盖子打破才能取出制品,即一次性的,所以成本高。由于在匣内烧成,不但不与明火接触,而且器物与装烧工具的膨胀系数和收缩率都是一致,所以保证了制品的质量。

  6、越窑的窑炉结构

  越窑时期承汉晋龙窑的传统,成为“浙东式”的一种窑炉形式。1985年发掘,荷花芯,唐窑为龙窑。该窑长45米,宽2.5米,在窑底部垫具排列尚保存了部分,在清理会昌层中,出有“会昌”铭文的匣钵。这是一处典型的晚唐龙窑结构。

  宋窑,具有代表性的是彭东,寺龙口窑址的龙窑。该窑水平长度48.9米,斜长约49.5米。分为火膛、窑室、窑门、排烟室等。

  火膛,宽约1.64米,残高0.21米。火门至火膛后壁相距1.1米。火膛前有八字形砖墙。

  窑室,残高0—0.5米之间。窑底铺沙。火膛后壁为1.65米,中段约2米,近窑尾约1.8米。底部保存大量匣钵、垫具。每行8—9个。

  窑门,共11各窑门,皆开于北侧,里小外大,外高内低,平面呈喇叭形,砖石砌成。门宽0.39—0.55米之间不等,门与门之间相距为2.5—3.75米之间。两个窑门外,用砖石护墙相连成堆放坯件、柴薪的台面。

  排烟室,挡火墙外均被破坏(详见《文物》2001年11期)。

  7、 制品技术的传播。

  越窑青瓷不仅在国内成为青瓷的宗师,广受各地窑场的青睐和效仿;而且越窑制瓷技术和工艺直接或间接传到世界各地区,对这一地区的制瓷手工业推动与影响是大的。越窑青瓷在我国陶瓷史上最具特色、最有影响、经历的历史时期最长的一个瓷种,在世界文明史上留有光辉的一页。

  A、对国内制瓷技术的传播

  越窑青瓷的出现,开启了我国青瓷制品的先河,并以繁多的瓷品直接或间接传播到大江南北地区,影响着国内的众多窑场。龙泉窑属南方青瓷系统中的一个大的窑系。“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几乎完全师承越窑,常常以线刻为轮廊,内划篦纹构成图案,如云水纹、牡丹纹、莲花纹、萱草纹以及缠枝花卉等”[63]作装饰。早期产品在器形装饰及釉色各方面与越窑相类似,因此过去往往误将龙泉瓷制品作为越窑的产品。

  “景窑五代时期的灰胎是受当时越窑青瓷的影响,为模仿越窑胎色,在瓷土中掺入含铁成分较高的泥土调和而成,即所谓‘常青’所致”。“宋初青白瓷碗、盏器大多还仿越窑器……”。“景德镇黄泥头窑,烧制时代为五代至北宋初,该窑烧制的碗、盘、执壶等可以说保存了越窑的造型,装饰和釉色,或者说是仿上林湖越窑的”[64]。

  耀州青瓷有“越器”之称,其刻花莲花碗,刻花装饰首先取材于越窑碗纹样,或者说仿照浙江(余姚)越窑装饰特征制作的。综观耀州窑全貌,明显地接受了越窑的技艺。南宋陆游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秘色也”[65]。耀窑直接接受越窑科学层面生产技术烧制“越器”,促使北方制瓷业的发展,并对河南临汝窑、汝官窑、宜阳窑、宝丰窑等等影响极大,形成了一个与越窑面貌、风格相同的北方瓷窑体系。

  安徽绩溪县五代北宋较大窑群7处[66],通过考古发掘,碗、执壶等一组器物与宁波和义路出土越窑器物完全一样,支烧的方法在圈足底有支烧印痕,条形都是向越窑学习来的[67]。

  福建的建阳窑,德化窑采用匣钵迭烧法,支烧窑具的作法和排列都是向越窑学习的,只是这个地区制瓷工艺水平低下,窑具显得粗大而已[68]。

  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北宋早期,定窑首先吸收了越窑的浮雕技法”。

  B、对国外制瓷业的影响。

  中国制造陶瓷技法,在7世纪时,阿拉伯人把中国瓷器传到中东和近东各国,在那些国家的艺人和艺术家合作下,开始仿造中国瓷器[69]。仿制中国瓷器最早获得成功的可算埃及。埃及所仿的越窑瓷器,属于黄褐釉刻线纹陶器类型。

  越窑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不但越窑青瓷输入朝鲜半岛[70],而且从五代初就把科学层面上的制瓷技术(包括窑炉建造,制瓷生产流程的技术和装烧工具等一整套技术)直接传入半岛[71]。包括引进技术人员, 直接参与建窑炉、指导生产技术。由于浙东越窑制瓷技术的直接传入,使朝鲜半岛,尤其是南端的康津成为朝鲜半岛烧造瓷器的发源地,也是越窑技术传入的联接点。即越窑制瓷技术的交融窗口。这里建造的龙窑、烧造青瓷都是“越窑式”的,到了北宋时烧制青瓷已相当成熟,不久朝鲜半岛一跃由瓷器输入(越窑)国,变为瓷器的输出国[72]。

  中国瓷器传到日本也是很早,唐贞元十年(794)日本桓武天皇时期,贵族们就很欣赏中国越窑的青瓷。在《日本后记》中,就有唐元和十年(815)正月造瓷器学生满结业的记载,说明仿造中国越窑瓷器,在奈良、平安时已经相当普遍。日本真正烧制瓷器成功,则在宋嘉定十六年(1223),日本山城人加藤四郎[73],随着元禅师来到大宋,明州学习象山窑及福建窑的制瓷技术,约经过五年,归国后在尾张濑户地方烧造黑釉瓷,人称“濑户烧”[74],并尊为“陶器之祖”。从上面的史料记述,可以说前者是表面仿制,只能说是外形相似的制品,实质上还是陶器。后者的“濑户烧”则是真正的瓷器。从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烧成真正瓷器的时代一个在五代初;一个在南宋晚期,说明科学技术层面的学习、引进,这种文化交流是深层次的。

  8、越窑兴衰的原因

  越窑在唐代,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一直到北宋晚期才走向衰落[75]。

  兴盛的历史原因主要是:(1)宁绍地域有丰富制瓷原料、燃料、水资源,明州港从唐代开始又是东亚与东南亚海上陶瓷之路的始发港[76]。(2)产品精致深受国外人民欢迎。世界各地出土的唐到宋的制品就是物证。(3)“陶成先得贡吾君”。贡奉朝廷达三百年之久。这些因素直接促进越窑获得了兴盛发展。衰落的原因过去有的认为“交替论”[77]。也有认为“宋盛行斗茶,对建窑黑瓷偏爱论”[78],“燃料短缺论”[79],最近书者又提出上林湖“原料缺乏论”[80]等,其实均没有抓住一个行业发展的主流。在古代,政治因素对瓷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例如古代市舶使、司的设立,对外贸易及贸易的确定,贡奉内容的指定,重点产品的发展,都是随着朝廷指挥棒转的。越窑的衰落无疑也与政治有关[81]。

  北宋朝廷正式创建官窑。在北宋以前,宫廷没有设置官窑,各地贡奉朝廷器物,为了保证质量与数量,朝廷“置官监窑”。自“政和间,京师自制窑烧造,名曰官窑”[82]。也有人称汴京官窑。南宋顾文荐《负暄杂录》云:“宣正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专为宫廷烧制瓷器。总之,在公元1100年左右,在河南的京都一带设立了“官窑”,专门烧宫廷用瓷的事实,而设官窑时间在政和间,与越窑衰落的时间也是吻合的。

  北宋后期贡窑的重新安排。贡瓷由越窑一直承担,但到了北宋后期,为北方三大名窑所取代。汝窑在河南临汝,宋代五大名窑之一。从北宋哲宗到徽宗二十年间[83],进行了贡奉。钧窑[84],在河南禹县,北宋晚期盛烧贡瓷。定窑[85],河北省曲阳县,北宋后期曾一度专烧宫廷用瓷[86]。因此南方的越窑渐渐为宫廷所遗忘,到了北宋熙宁时,贡越瓷仅50件。综上所述,由于宫廷自己设官窑烧制用器,大量“贡瓷”就近贡奉,远离京都的明州,不久即停贡。因此,它在国际国内的声誉一落千丈,外贸的停顿、市场的失去,促使越窑的制瓷业迅速衰落。

  越窑自身的缺陷。汝窑、钧窑和定窑为宫廷烧制贡瓷,无疑是十分精致的,不久就取代了越窑的贡瓷地位。照例,作为一个民窑,在不介入政治因素,它在封建社会中也是可以发展,当然这关键取决于产品的质量与价格。由于越窑原材料中含铁量高,灰白胎,只能烧薄青釉,加上窑温等问题直接影响制瓷质量的提高,若按照烧秘色瓷方法烧制,成本太高,不能继续。这样越窑在竞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陈万里先生在《越器图录》自序中就指出:“越器之大量生产,以及可以做到这样的精妙,完全是由于吴越王的促进,以后衰落又是完全受到政治的关系”[87],在《瓷器与浙江》一文中又云:“北宋百余年间,越窑的地位,已由北方的官汝等窑取而代之……越窑已不能与之竞争,更谈不到与北方诸窑互峙争雄了”[88],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注:

  [1][2]陈万里《越窑与秘色瓷》收录于《陈万里陶瓷考古论文集》1940年,“唐代已有越窑,并可上推到晋代。越窑器物,宋代已不复见。”,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熊寥《中国陶瓷与中国文化》1990年。越窑时间在“汉唐时期”。“陆羽《茶经》讲的越窑,应是唐代天宝年后越州辖区,包括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县、萧山、上虞、七县”。《茶经》内的越州,自然不会含有慈溪县。《中国陶瓷史》“越窑创建于汉,结束于宋”。

  [4]沈竹霖《绍兴上灶山越窑调查》、《文物》1981年10期。越州窑瓷器,是指古代称越州时所烧制的瓷器。烧制时间在“汉代两晋之后”。

  [5][30][34][35][44][45][48]林士民《浙江宁波古代瓷窑遗址概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2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年。据浙江省文物地图集资料;上林湖调查资料,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宁波市文物普查资料》资料室。

  [6][14][15][16][17][18][19][47]林士民《浙江宁波汉代瓷窑调查》,《考古》1980年4期;《浙江宁波汉代窑址的勘察》,《考古》1986年第9期。

  [7]朱伯谦、梅福根《鄞县古窑址调查》,《考古》1964年第4期。

  [8] [27]《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文物出版社1984年10月版。

  [9]汪济英《青瓷与越窑》序。

  [10][11][12][13]《青瓷与越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12月版。

  [20]《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9月版;上虞县文管所窑址考古调查材料。

  [21]《朱伯谦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0年10月。

  [22][23][24][25]章金焕《上虞汉代黑釉陶瓷生产初探》,《古陶瓷研究》第四辑;《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上虞县调查资料。

  [26]《中国历代南方青瓷的研究》,《硅酸盐学报》1980年第3期;《我国瓷器的出现时期》,《中国古陶研究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2年。

  [27][31][32][33]李刚《古瓷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28]《南京出土六朝青瓷》1957年文物出版社;《南京郊县四座吴墓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8辑,1983年文物出版社。

  [29]章金焕《略谈上虞越窑的发展》,《越窑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36][39]《文物参考资料》(文物月刊前身)1955年第3期。

  [37]《浙江瑞安桐溪芦蒲齐梁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年第10期。

  [38]《奉化白杜梁天监年间墓清理简报》,《考古》1984年第9期。

  [40]《浙江新昌南朝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10期。

  [41]《亳县曹操宗族墓葬》,《文物》1978年第8期。

  [42][52][53][54][55][56][57]《扶风县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简报》及座谈记要,《文物》1988年第10期。林士民《谈越窑青瓷中的秘色瓷》,《文博》1995年第5期;《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1月。

  [43][46]《浙江余姚青瓷窑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49]林士民《越窑铭文之探索》,《浙东文化》1998年第2期。

  [50][51]陈信雄《越窑在澎湖》-五代十国时期大量越窑精品的发现,台湾文山书局1994年6月版。

  [58][59][60][61][62]林士民《谈唐五代越窑青瓷》,《浙东文化丛论》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3月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越窑篇》。

  [63]朱伯谦、王士伦《浙江省龙泉青瓷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63年第1期。

  [64]朱伯谦考察景德镇古窑资料。

  [65]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

  [66][68]李知宴《关于秘色瓷的几个问题》,《越窑·秘色瓷》。

  [67]阚绪杭《九三年绩溪对面窑址的发掘》1994年中国古陶瓷年会论文。

  [69]《中埃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光明日报》1955年5月30日。

  [70][71][72]林士民《中国浙江越窑对韩半岛制瓷业的影响》(朝鲜文),朝鲜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出版。

  [73][74]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外关系史料组编《中国通史陈列》中外友好关系参考资料,1979年12月。江西景德镇研究所《中国的瓷器》,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63年8月版。

  [75][79]《越窑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76]林士民《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海港--明州》,海洋出版社1990年3月版。

  [77]“交替论”者,认为龙泉窑兴起,使越窑衰亡。这一观点外国研究者,也多有这种错误观点。因为龙泉窑兴起于北宋晚期已有定论,南宋晚期为鼎盛期。初期生产规模仅仅是小范围的,在北宋时根本不可能与越窑抗衡。

  [78]有研究者认为,宋“斗茶”风行,建窑生产黑釉瓷,而造成越窑衰落,事实上也不存在。

  [80]《越窑青瓷文化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81][87]陈万里《越器图录》自序。

  [82]元陶宗仪《辍耕录》卷29《窑器》。

  [83][84][85][86]《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年版。

  [88]陈万里《浙江与瓷器》中华书局1946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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