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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探微

【禚振西】
  1985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郑州召开年会,会上笔者曾宣讲了论文《汝窑、柴窑与耀州窑的几个问题》,首次提出了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论文宣讲并发表后,引起了学术界的兴趣和争论,提出一些问题,因此笔者一直想再写篇进一步论证的文章,但十多年来因查找不到明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一书,此文章一直未能动笔,现受《收藏家》编辑部所约,写出此文较为详细和明确地阐述自己提出的柴窑窑口观点,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一、 问题何以提出
  在科学研究中一个新观点的提出不能是凭空而来,它总是发生在出现了无法解释的矛盾现象之时。人们往往为着了解在常识内遇到的“反常现象”,就不得不突破原有的常识和认识,去寻求新的认识和合理解释,在这种再寻求中又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和解决问题新途径。笔者十多年前之所以提出了柴窑问题的反常观点,也是因为在田野考古发掘中经历了一种无法解释的矛盾,才去寻求突破常识的认识的。
  五代青瓷在耀州遗址内出土,最早是在1973年对遗址的小面积发掘清理中。开始只有一种加施了化妆土的五代黑胎青瓷零星出土,且地层不明显。室内整理时,我们运用了考古标型学的方法将之确认为耀州窑之五代青瓷,予以发表,并没有发现还有另外的问题。但在1984年的大规模发掘中则出现了新问题。首先是遗址中出土了一种胎白、釉呈淡天青色、有细开片纹理的青瓷。此种淡天青釉瓷开始出现时地层尚不明显,釉色又和官汝淡天青瓷很相似,我们根据宋·叶寘《坦斋笔衡》中有:“本朝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的记载,很自然认为这是耀州窑学仿汝之器。当即将此情况告诉了冯先铭和宋伯胤先生,他们也很高兴。但在继续发掘中很快就发现此判断并不符合实际。发掘中此种白胎淡天青釉瓷的出土日渐增多,而且集中出土在宋代文化层之下的地层中同时出土的是数量更多的五代黑胎青瓷。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造型、装饰、装烧及胎釉特点,均不同于人们所熟知的宋代耀州窑刻印花青瓷,其时代只能是五代而绝非是学官汝之器。五代时期的地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与官汝青瓷之釉色相近似的天青釉和淡天青釉瓷呢?笔者努力查对古文献的记载,更发现这种五代天青釉瓷的特点与古文献中对柴窑的记述完全吻合。为什么会有此吻合?遂又研究了遗址出土的这些五代天青釉瓷,内中还有“官”字款和龙凤纹,显然应是给五代皇室贡御拣退的产品。到此时解决问题的焦点最后集中在古文献对“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的记载上。又进而查阅了各种文献,才发现对“出北地”的记载是一致的,而“河南郑州”的记载则是增补本的后叙。笔者再考查了耀州的窑址在古代恰属“北地郡”管辖,这才大胆提出了该窑五代天青釉瓷应是周世宗的柴窑产品之观点。正因为有此认识,同时也考虑到该窑场所在的同官县在五代时期曾先后辖于京北、同官、耀州等不同隶属,因此在编写出版考古报告时署名为《五代黄堡窑》,为日后学术界的认可留下了余地和空间。
  二、五代黄堡窑青瓷概况
  按常理,黄保窑和柴窑可说是风马牛不相及,没什么关系,现笔者将两者相连,在比较之前先概略谈一下黄堡窑出土五代青瓷的状况,从而便于进一步阐述以上观点。
  从发掘得知,黄堡窑早在唐代就烧造了青瓷,因其位于唐长安的京畿区,有大唐盛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为其背景,所以其唐代青瓷的制作工艺提高很快,到中晚唐时已可烧造出质量仅次于越窑的青瓷,值得注意的是其唐代青瓷中已出现了一种色调较深的青蓝色釉器,其釉色与天青色相比仅略显灰暗,它的出现为五代该窑天青色和淡天青色釉的烧制打下了基础。说明该窑之所以能够成功创烧出天青和淡天青釉瓷,是有其历史和工艺技术基础的。
  到了五代,该窑更以青瓷为其产品的主流。经我们发掘出土的五代青瓷标本可达十多万片,其胎质可分为黑胎和白胎两类。
  黑胎青瓷,胎的含铁量普遍很高,呈深灰、铁灰、黑等色,其坯体的外表均加施一层白色化妆土(亦称护胎釉),化妆土上再施青釉。此种黑胎器的青釉,或呈暗蓝的天青色,或呈微灰的湖青、湖绿、湖蓝等色调。所见青釉晶莹温润,常有细开片,釉中再不见唐器的黑点铁斑。器物通体内外施釉,而且还施釉到整个底足和足底,并以此种“裹足釉”为其断代的一项特征。
  此类青瓷除小件外,多采用一器一匣钵装烧。垫支具早时多为三叉支垫,也有少量为四叉或五叉支垫。烧成后,在其裹足釉的器足底或外底处留有三点或四点、五点支烧痕。后又改为用三小堆石英砂垫支托烧。烧成后,在其用釉裹足的圈足底,留有三小堆托珠支烧痕。此种黑胎青瓷在五代时期一直烧造,是该窑此一时期青瓷器的主要产品。其器物种类多酒具、茶具和餐具,造型秀美精制,多以仿晚唐和五代的金银器为特征,器口多各式花口,器壁往往多曲折,器足由晚唐的玉环底发展而来多呈外撇式。代表器物有深腹瓜形执壶、素面杯口大鼓腹执壶、人形壶、多折杯、多折洗、菱口洗、如意形壶门纹套盒、敛口盏、花口碗、花口盘、花口洗等。
  白胎青瓷比黑胎青瓷出现稍晚,产品数量也比黑胎青瓷少得多。此白胎器的胎泥都经过精细淘洗,质地相当纯净,胎体的断面呈白色或白中微灰色调。与该窑鼎盛时期的宋耀瓷灰白胎相比,白度更强,但胎致密度和颗粒的均匀程度均不如宋。此种白胎器坯体外表一律不再施白色化妆土,青釉直接施在坯体上。釉多呈淡青、淡天青、粉青,少数呈青白、湖青、青绿色。瓷釉很纯净,晶莹滋润,有些有开片,是该窑历代青瓷中釉色最清淡典雅的瓷器,最好的瓷釉与汝官青瓷很相似。白胎器的施釉部位亦是通体满釉,但底足施釉和垫烧情况还要多样。或是与黑胎器相似施裹足釉,采用三叉支垫、三小堆石英砂托珠垫烧;或是底足施裹足釉后又将足底的釉药除去,在除去釉药的足底刷红黄色浆汁,烧成后其底足具有类似火石红般的红黄色。代表器物有多曲杯、菱花口渣斗、敞口碗、小口三足水盂、镂空盏托、柳斗杯、浅腹瓜形壶、剔花杯口鼓腹执壶等。器物种类和造型特征大体与黑釉器相似,但制作更为精巧,特别是其中的薄胎器物,器壁可薄到0.2-0.1厘米,如此薄的精巧瓷器在全国各地的五代青瓷中尚属仅见。
  上述两种黑白胎五代青瓷的装饰方法,有细线划花、剔划花、范模成型兼印花、帖花、戳花、捏塑、镂空多种。其中细线划花、戳花、贴花、捏塑、镂空几种出现的早,唐代就已采用,五代继续使用,其中的细线划花,范模成型兼印花更是进一步得以发展,成为五代时期装饰手法中常见的技法。而剔划花则是五代时该窑新创的一种装饰手法,此手法也称雕花,是用刀具先刻出花纹轮廓,再将轮廓以外的背衬部分全部剔除,使花纹凸起在坯胎之上,最后在花纹轮廓内用尖状工具划出叶脉和花瓣的纹理。此种手法是该窑工匠借鉴了汉唐石刻艺术中的“减地刻”,在瓷器装饰中是一种创新,在白胎器中使用较多,此种青瓷器现有一些传世品,以往被称为“东窑器”,经发掘得知是黄堡窑的五代青瓷,充分反映出该窑发展到五代时期具有了先进的瓷器制作和装饰艺术的水平。另外黑胎器中还发现有剔刻化妆土的装饰方法,此种器物以往曾在辽墓中有出土,亦是该窑产品。
  在纹样图案方面,五代黄堡窑装饰纹样的取材相当广泛,从写实的象生人物、动物、植物花卉、水波流云,到抽象的几何纹样,几乎应有尽有。人物类有婴戏花枝和化生荷花童子。动物类有瑞兽龙、狮、牛、狐狸;鸾鸟、仙鹤、游鸭等飞禽;蝴蝶、飞蛾、飞虫等昆虫;游鱼、寿龟等水族。植物类有莲瓣、秋菊、牡丹、枫叶、忍冬缠枝等。值得强调的是在五代黄堡窑中发现了一些龙凤纹图案,其龙纹有完整的行龙和残缺的飞龙,其凤纹多见飞凤。它们的出现,表明这些产品绝非是为市场销售而生产。
  还需要提出的是五代黄堡窑出土了一批带有“官”字款的青瓷标本。此种标本在窑址区共发现16件。其中我们发掘出土13件,另由当地电瓷厂梁观登、耀州窑博物馆薛东星、北京市文物局赵光林几位在窑址上各采集了一片。此外,有两位许姓和马姓藏友又在西安各得到一片,加上窑址16件,总共已见到18件,这些五代黄堡窑的“官”字款标本,均为玉环底大碗残件,深灰胎,胎表施有白色化妆土,化妆土上内外通体施青釉,并用青釉裹足。青釉多呈暗天青色,或呈偏灰的青蓝色调。在用釉裹足的足底,均留有三足支烧痕。“官”字款均阴刻在器外底中心部位。全都是施釉后再刻字烧成的,刻字处均露胎。这18件带“官”字款的五代青瓷标本,仅赵光林先生于1986年年会时在窑址上采集的标本器内有划花团菊纹饰,其余标本均为素面,没有任何纹样装饰。过去国内各窑见到的“官”字款瓷器,多为白瓷,青瓷上刻“官”字款的很少见,以往仅在浙江临安板桥五代墓中出土过一件越窑直口双系青瓷罐,在罐壁上刻有“官”字。五代黄堡窑的18件“官”字款青瓷标本,是国内青瓷窑中目前出土“官”字款数量最多者,它们的出土并非偶然,应该是五代时期黄堡窑为皇室烧制进御青瓷的淘汰品。而这种五代“官”字款青瓷,在北方地区除黄堡窑外再无其它发现,此情况亦应说明该窑在五代时期绝非一般瓷窑,自应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
  三、古文献对柴窑特征的记载
  五代时期的柴窑,是我国天青釉瓷的创烧者,它的产品以天青釉瓷见长,它所创制的天青瓷生产工艺,为鼎盛发展的宋代官汝、官和仿官天青釉瓷的发展开创了先河,并奠定了我国天青釉瓷生产的工艺基础。因此,古代的说陶者对柴窑很重视,在古文献中对柴窑的记叙也较多,但又因传世窑瓷器数量太少,人们很难见到,致使古文献中的记载往往为辗转传抄。我们今天研究这些古人的记载,既要看到其辗转传抄的状况,又要看到各种记述的共同点与区别,并从中归纳出柴窑瓷器的基本特征来。
  记载柴窑的文献以宋人欧阳修的《归田集》最早,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曾有:“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罄,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从此书中可知柴窑有“色如天”、“声如罄”、“天青雨过时,汝窑瓷较似”几个特点。该书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晚年辞官后的著述,书中所记大都为他自己的经历见闻,而且距离五代时间最近,应该是最为可靠的。
  再后,是明代曹昭在洪武年间撰写,明中期由王佐增补的《格古要论》,记载有:“柴窑器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姓柴氏时所烧者,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曹书所记又增加了柴窑窑址和器物具有“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的特征。与此特征完全相同的重要记载,还见于明万历年间周履靖的《夷门广牍》一书。不同处是窑址地仍采用“格古”洪武版的“柴窑出北地”,未增添“河南郑州”之说。
  明代的文献记载还有黄一正的《事物绀珠》,记有“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得。”指出五代时,柴窑“为诸窑之冠”、“始进御”。
  明张应文的《清秘藏》记有:“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柴不可得矣,闻其制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罄。’此必亲见,故论之如是。其真余向见残器一片,制为绦环者,色光则同,但差厚耳。”又曹仲云:“‘柴窑足多黄土’,未知然否。”其记载比最早的《归田集》又增加了:“明如镜,薄如纸”的特征,但也谈及所见真器“差厚耳”。
  明谢肇制的《五杂俎》,是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中第一部记载‘所司清其色”和柴世宗“御批”的古文献。书中记有:“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清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比《归田集》的“天青雨过时”更完善了。
  到了清代已距五代柴窑相去甚远,有新意的文献较少见。值得参考的无名氏《南窑笔记》,记载有:“柴窑。周武德年间,宝库火、玻璃、玛瑙、诸金石烧结一处,因令作釉。其釉色青如天,如明镜,薄如纸,响如磬。其妙四如,造于汝州瓷,值千金。”记叙了柴窑釉药的成分,似与汝瓷有相似之处。
另有清代刘体仁的《七颂堂识小录》,记有其亲眼所见:“柴窑无完器,近复稍稍出焉。布庵见示一洗,圆而椭,面径七寸,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过青天’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为绛青’”。指出柴窑还有“黝然深沉”的“绛青”色。
  至于其它的古文献,均为辗转传抄之作,其中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和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均同于《清秘藏》;清代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陆延灿的《南村随笔》、朱琰的《陶说》均同于《五杂俎》。而明代田艺蘅的《留青日札》、清代唐铨衡的《文房肆考》、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等,又都采上述各书之长,进行了综合论述,未有新意,在此省略不记。
  在古代除上述各书记载柴窑外,还有清乾隆皇帝把玩官中所藏柴窑器物时留下的几首御题诗。因其均是乾隆亲见的清赏之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特全文抄录于后:
  柴窑枕:
  色如海玳瑁,《青异》、《八笺》遗。
  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
  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
  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乾隆丙戌御题(三十一年,1766年)
  柴窑如意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
  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
  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
  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乾隆辛丑御题(四十六年,1781年)
  柴窑碗:
  治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
  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
  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
  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
  乾隆丁未御题(五十二年,1787年)
  在这几首御题诗中,乾隆记述了宫廷收藏的柴窑器物的真实面貌,不仅再次指出了几种文献的记载,而且还记述了其他古文献尚未谈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指出所见的柴窑枕或“色如海玳瑁”、或“过雨天青色”,而“数枚”柴窑碗,“都为黑色无青色”,其器物特征为“镜明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而其工艺制作又“未若永宣巧”,比不上永乐宣德器物的精巧。这些,都是其它文献中所未能见的,非常重要。
  乾隆在御题中还提到《青异》和《八笺》的记载,可惜笔者在陕西一直找不到《遵生八笺》。而《清异录》对柴窑的记载,也未能查到。使本文留下了不足,只能留待以后再查找。
  上述古文献中的这些记述,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柴窑器的特征,提供了真实、可靠和具体的历史文献之资料依据。按照此依据去寻觅,柴窑这个千古之谜,早晚会被世人所获解。
  四、出土瓷器与文献记载的特征相吻合
  按照古文献对柴窑所具上述特征的记载,我们观察并研究了黄堡窑出土的五代瓷器,发现两者之间竟达到了一致和吻合。笔者在此按前面引文,将古文献和五代黄堡窑瓷器的吻合之处叙述于后,以期求得客观和合理的结论。
1.在《归田集》、《清秘藏》、《博物要览》、《长物志》、《文房肆考》、《景德陶录》等书中均有:“色如天”或“青如天”,或“天青雨过时”,系指瓷釉的颜色为天青色。在五代黄堡窑的青瓷中有不少天青、淡天青、暗天青等几种釉色,其色调或深或浅,但以偏天青蓝色为其主调。此种天青色调的瓷釉,目前尚未在其它五代窑址中发现,仅在该窑中有数量相当多的标本出土。其天青釉瓷的色调和文献对柴窑瓷釉的记载是一致的。
  “声如磬”,指器胎经高温烧结致密度好,敲击时有金属和石磬的响亮声。五代黄堡窑的瓷器,不论黑胎和白胎都很坚致,敲击时确实可以达到“声如磬”的响声。在瓷片出土后放入室内整理编号,每每将写好数字的瓷片入筐内时,瓷片之间相触发出的声音清脆响亮,十多米外的楼下都能听到。
  《归田集》中还记载了“汝窑颇仿佛”和“汝窑磁较似”的特点。五代黄堡窑青瓷确实与汝瓷“颇仿佛”和“较似”。这种相似主要表现在天青釉的色调上,同时碗、盘、盏等器物造型也较似,还几乎都是外撇圈足。另外,施釉和支烧方法也较似,多是通体施釉并用釉裹足,器外底均留有数点状支烧痕。这种实物中的“较似”,与文献记载亦相符。
  2、若按照《格古要论》、《夷门广牍》、《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记载的特征比较一下。
  “天青色”,前已阐述不再重复。
  “滋润细媚”,系指瓷釉而言。五代黄堡窑青瓷,釉料处理比唐器长足进步,不仅洁净再无黑色斑点,而且精细滋润,具有玉质感,用手触模光滑舒适。特别是白胎青瓷,淡天青釉色清淡雅洁,看起来细媚可爱。
  “有细纹”,多指瓷釉的细纹开片,也可指釉下的细纹饰。五代黄堡窑青瓷中,常见细纹开片。其冰裂开片细纹,有内外直裂的,还有少数呈鱼鳞状斜裂的,后者与汝窑很相似,但所见不多。除素面开片细纹外,还有胎体上饰细线划花的细纹,乃胎体上饰细线划花的细纹,及胎体上饰细线模印花纹的细纹,后者细纹透过淡天青釉观看,若隐若现相当美丽。
  “精黄土足”或“足多粗黄土”,系指器物足底之特征。五代黄堡窑青瓷之器足,多施裹足釉。但到其晚期的白胎器物上,一部分仍继续用釉裹足;还有一部分是底足施釉后,又将足底下的裹足釉药擦去(或刮去),在除去釉药的足底刷有红黄色汁水,烧成后足底露胎处呈红黄色,犹如“粗黄土”一般。有此种特征的青瓷器足,在该窑五代时期出现较晚,就其烧造时间和黄土足的特征看,均和文献记载相符。
  3、若按照《清秘藏》、《博物要览》、《长物志》、《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等书所记载的: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等特征进行对照,同样也相符合。
  “青如天”,前已阐述,不再重复。
  “明如镜”,应指青釉的晶莹度。现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指柴窑的胎体可以透明。此种看法,笔者以为不对,我国科学家经过对各时代瓷片的理化科学测试后得知:“在东汉到五代这段历史时期内,南北方青瓷的瓷化程度并不与时代发展成正比关系。”因此,五代时期根本不会出现胎体可以透明的柴窑瓷器。文献中的“明如镜”,只能是指瓷釉的晶莹度而言。对照五代黄堡窑的青瓷,其青釉与唐和金元相比,玻璃质感略弱,但与同时期的越窑相比,瓷釉的晶莹透明度要强得多。特别是五代晚期的白胎青瓷,其淡天青釉更是晶莹透明。正因为有此特点,所以多在釉下采用细线划花、剔刻划花、贴花、印花、戳花等多种手法装饰的多种纹样。这些美丽的花纹,在“明如镜”般的天青釉的映衬下,更加华美生动。
  “薄如纸”,是指柴窑器器壁的精巧和薄度。对照五代黄堡窑的青瓷,在晚期的白胎器中,出土了一些仿金银器造型极薄而精巧的器物,此种器物,有敞口盏、花口水碗、多折洗、高足杯、镂空盏托等。器壁仅有1-2毫米的厚度。拿在手中,份量极轻。说这些精巧的薄胎青瓷“薄如纸”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声如磬”,前有阐述,不再重复。
  4、至于《五杂俎》、《两般秋雨庵随笔》、《笔房肆考》、《陶说》等所记载的:“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只是将《归田集》中“天青雨过时”的记载,增添了故事和戏剧性的色彩,其柴窑特征并未有新意,不再重复对照。
  5、《七颂堂识小录》所载,是刘体仁亲见的一些窑洗,其釉色“黝然深沉,光色不定,‘雨后青天’未足形容,布庵曰‘予目之绛青’”。此记述非常重要,它表明天青色只是柴器中最好的一种色釉代表,除古人津津乐道的天青色外,柴窑还存在“黝然深沉”的“绛青”色。再对照观察五代黄堡窑出土的青瓷,其产品大多数是釉色发黝暗的灰青和暗天青黑胎器,也完全可以称此种器的釉色为绛青色。同样表明文献所记之真实柴窑特征,与黄堡窑出土五代青瓷完全符合。
  6、清乾隆的御题诗,在古文献记述中具有真实可靠的学术价值,我们再将其所记之种种特征,与五代黄堡窑的出土物进行对比。
  “过雨天青色”,前已对照不再重复。
  “都为黑色无青色”此种釉色与《七颂堂识小录》所记述的“黝然深沉”的“绛青”色相同。也是五代黄堡窑大多数黑胎青瓷的釉色,也可称之为黝青釉。
  “色如海玳瑁”,此种釉与以上所记的各种色调的青瓷不同,而应是一种棕褐、赭褐或酱褐色釉。对照五代黄堡窑的瓷器,在其主流产品青瓷之外,还兼烧黑釉、赭褐釉、茶叶沫釉(青褐色)、白釉褐绿彩等瓷釉品种。其中的赭褐釉(暗柴色)和茶叶沫釉(青褐色)都与海玳瑁的颜色相似。前几年在周至县法王寺塔的地宫中,曾出土了一件暗紫色的瓷香薰,就是五代黄堡窑的这种赭褐釉瓷器。
  “镜明低(纸)薄见诚罕”,这是指乾隆所见的柴窑中“明如镜”和“薄如纸”的器物少有而罕见。此种情况与五代黄堡窑出土的青瓷情况亦相吻合。
“足土”、“土性承土在”,指的是柴窑中有一种足底无釉其露胎呈黄土色的器物,前已对照过不再重复。
  “口铜”、“铜非钳口为”,系指器口青釉较薄显现出釉下的深色胎体,故呈黄色。此特征乾隆在谈及天青色如意枕时并未提到,而是在记述色如海玳瑁柴窑枕和数枚黑色柴窑碗时所记,这表明“口铜”色现象只见于胎釉颜色深的柴窑内,而不见于胎釉颜色浅淡的柴窑中。此种状况,与五代黄堡窑所烧造的两类黑胎、白胎各自特征完全相同。
  “未若永宣巧”,是指柴窑的制作工艺比不上明代景德镇的永宣器,这是由早于明代数百年的五代制瓷工艺技术水平的限制所决定的。此记述恰好又证明了当代研究者认为柴窑的器胎可以透光的想法是不对的。对照五代黄堡窑出土的青瓷,其工艺制作的程度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明代永宣器。
  通过以上的全面对比,我们不难了解,黄堡窑五代时期烧造的青瓷器,其特征与上述文献对柴窑的记载完全相符合。因此,笔者以为该窑这些为五代朝廷所烧造的天青釉瓷,应是未被选取的淘汰品;而其中的晚期产品,应是周世宗柴窑的废品。
  五.“柴窑出北地”,窑址在何处
  要寻觅出千古之谜的柴窑来,一方面要找到与柴窑特征相符合的窑场,另一方面要找到与文献记载的柴窑窑址之具体位置相符合的窑址。
   对柴窑窑址有记载的重要记载,明以前还尚未见有,明代最早者当首推曹昭洪武版本的《格古要论》。该版本之书,笔者十多年来寻找未果,找到的均是王佐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但万幸的是,新出版的“新增”本,将曹昭的原著用大字印出,而将王佐的增著部分用小字印出,因此使我们间接得知两者对柴窑窑址记载的区别。就两种不同的字体来看,曹昭的原著记载:“柴窑出北地”。而王佐的增著在原著此记载后增加了“河南郑州”,改成了“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此后的明清文献,上述两种说法均有所见。其中,明周履靖的《夷门广牍》和《景德镇陶录》,是按照“新增”来记载。到了近现代,陶瓷研究者亦多按“新增”来认识柴窑。
  笔者认为《格古要论》的原著和《夷门广牍》的记载是正确的;而“新增本”的增添及清人的抄袭是错误的,并将后人对柴窑窑址的寻觅引入了歧途。
考查曹昭原著《格古要论》,是古代文物鉴定中第一部分门别类进行全面综述和研究的论著,在其上、中、下三卷著述中,对其所知的古代各种“格古”文物,阐述了其最为突出的要点。是一部研究和鉴定各种古代文物的重要著作。因此,该书所记载的“柴窑出北地”应该是正确无误的。此处的“北地”也应该是一个范围不大比较具体的地址。同样, 周履靖的《夷门广牍》,也是一本汇辑了历代稗官杂记和著作者亲见的重要著述,书中为后代保留了很多真实性很强的古代科学技术资料。《夷门广牍》对柴窑的记载,与《格古要论》原著完全一样,说明了资料真实性很强的这两种明代文献都正确记载了“柴窑出北地”的实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夷门广牍》或书于明万历年间,比王佐增补《格古要论》晚了一百多年,而且王佐新增本的十三卷本比原著的三卷本流传要广,但选取资料严谨的周履靖并不采用新增本,采用的却是新增本之前的原著,这种取舍是很难说明问题的。它表明王佐在“北地”后增添的“河南郑州”是不确实的。
  我们再从“北地河南郑州”的语法和地理沿革观察。按此种语法,就是大地名在前,小地名在后,故“北地”应包括并大于“河南”、“河南”又包括并大于“郑州”。但包括并大于“河南”的“北地”,在历史上根本没有。有的只是“北方”、“北国”、“江北”等名称。从来没有用“北地”来代替可以包括“河南郑州”的“北方”、“北国”、“江北”等称谓。曹昭和周履靖都是学识渊博的文人,绝对不会犯此种语法和地理沿革上的错误,也不会泛泛而指,其所指应是有具体地点的“北地”。
  那么,古代是否有具体的“北地”之地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考查古代的地理沿革不难发现,“北地”是一个古代的郡名。它始设于秦代,隋开皇中废除,从秦至北朝郡治时变法。秦北地郡 ,治所在义渠(今甘肃庆阳西南)。西汉北地郡,治所移马岭(今庆阳西北)。东汉北地郡,治所移富平(今宁夏吴忠西南)。东汉末之北地郡,寄治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三国魏割冯翊郡界(渭河以北地区)。由此可见,“北地”绝非泛指,而是一个具体地名。自汉代以来,黄堡窑所在的同官县正是在北地郡的辖区内,特别到三国魏后,窑址更是处于北地郡的“实土”之地中。
  为证明该地确为“北地”,特在此抄录有关古文献如下:
  《晋书·地理志》:“北地郡统县二,泥阳、宣平。”泥阳为今耀县和同官南部。
  《隋书·地理志》:华原、同官、宣平“原魏置北地郡。”
  对“北地”的记载,除上述古文献外,还发现在耀县药王山的一些北朝佛道造像碑中。为了有力证明“北地”的确切所在,按时间的先后,将这些造像碑摘录于后。
  1、北魏始光元年(424)之《魏文郎佛道造像碑》,记有:“北地郡三原县民”文。
  2、北魏太和二十年(496)之《姚伯多道教造像碑》,记有“前君临万国,迁民北地”文。
  3、北魏景明元年(500年)之《杨缦黑道教造像碑》,发愿文有“北地郡富民县杨缦黑为父造石像一区。”
  1、北魏景明元年(500年)之《杨阿绍道教造像碑》,记有:“北地郡富平县杨阿绍”文。
  5、北魏正光二年(521年)之《锜麻仁道教造像碑》,有“北地富平县”文。
  6、北魏正光五年(524)之《仇臣生造像碑》,发愿文有“雍州北地三原县仇臣生……造石像一区”。
  7、北魏孝昌三年(527年)之《庞双佛道造像碑》,供养人有“祖板假北地太守庞□”和“板假北地太守傅外。”
  8、北周保定二年(526年)之《李昙信佛道千像碑》,供养人题名有“兄北地郡□假□都郡守□□□□侍”。
  从上述八碑得知:北地郡的实土,包括三原、耀县(华原)、富平、同官等地,其范围与前述之古文献所记大体一致。在此地望内,仅有黄堡窑五代时期烧瓷。从地望观察,与《格古要论》原著和《夷门广牍》所记述的“柴窑出北地”完全相符。因此笔者以为“柴窑出北地”,窑址在北地郡同官黄堡。至于王佐的增补,笔者认为是画蛇添足,将人们引向了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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