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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禹州钧窑相关问题探索

【赵会军】
  钧窑是以禹州钧台窑址而得名的宋元时期瓷窑系。禹州,是钧窑的集中发现地区。钧窑的典型遗址,也在禹州,即钧台窑。对钧窑的研究,一直是陶瓷界讨论的热点,亦有许多重要成果问世。但有些问题,仍处于讨论阶段,未达成共识。下面谈一下笔者对钧窑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还请指正。  

  一、禹州钧窑遗址概况

  禹州是钧瓷的故乡,也是钧瓷窑址发现比较集中的地区。据目前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禹州境内已有上百处钧窑遗址,其中多数位于禹州的西部或西南部山区。究其原因,应当与山区有大量的瓷土和煤、木柴等烧造瓷器的原料有关。

  1.三次发掘述要

  在众多的钧窑遗址中,位于城内北关的钧台窑址格外引人瞩目。1974年,河南的考古工作者对该遗址进行了发掘。据发掘资料撰写的《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一文称:该窑址总面积达30多万平方米,堆积层厚达2米以上。发现一批窑炉、作坊、灰坑等遗迹及大批窑具、瓷片、瓷土、釉药、彩料和砖瓦、瓦当等建筑材料。发现的瓷片数量最多的为钧瓷,其次还有汝瓷、影青瓷、天目瓷和扒村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瓷。更重要的是,在该窑址发现有用钧瓷制作的“宣和(宋徽宗时期1101~1125年,笔者注)元宝”钱模,其上还滴有一点钧釉,经化验与钧瓷产品的釉完全相同。这证明其不仅是当时制作的,而且是与钧瓷同窑烧成的。

  在禹州神垕镇大刘山下的白峪河岸边分布着比较密集的钧窑遗址群。北京大学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其中的四处窑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刘家门东区窑址,刘家门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下白峪窑址)。共清理窑基八座,石砌澄泥池三座及作坊五处。出土瓷片约十余万片。刘家门窑址的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被称为继禹州钧台窑发掘之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研究钧窑的创烧年代及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

  2004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钧台窑址的西区(原制药厂)“古钧花园”建设工地进行了发掘。发现有窑炉、灰坑、水井、房基、灰沟等遗迹,清理窑炉四座。其中4号窑保存较好,坐南向北,现存长6.5米,宽3.8米,残高1.7米,半月形火膛现存长1.48米。窑室平面呈南高北低的斜坡状,烟囱平面呈圆形,位于窑室南侧中部。出土的文物主要有:出戟尊、鼓钉洗、花盆、钧瓷盘、青釉碗、孔雀蓝釉鼓钉洗、碗等。发掘者将地层划分为七层,时代分别为:第一、二层为近代,第三层为元代,第四、五层为宋代,第六、七层为唐代。

  上述三次发掘,对于研究钧瓷的创烧年代及发展变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钧台遗址的产品分区

  笔者当年曾参与了上世纪70年代的考古发掘。现综合几次发掘情况,可知钧台窑址应为烧造的中心区域,“古钧花园”烧造区应属边缘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时期当地瓷业发展的基本情况。而中心区和边缘区在地层关系上有明显差别,两次发掘资料既可互证,又可互补。第三次发掘弥补了第一次发掘因地层保存较差而无法获得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的遗憾。

  总体而言,钧台遗址的产品以钧窑瓷器为主,兼烧其他窑系的瓷器,而在不同历史时段,不同类型产品的烧造区域亦有不同。宋初,此地瓷业始创之时,并未发现钧窑器。原古钧台附近为白地黑花瓷的烧造区,原北门以东(即制药厂院内)为汝瓷及青白瓷烧造区,原康家拐附近为黑釉天目瓷烧造区。各区产品既有重点,又兼顾别样。但到了北宋中晚期,由于钧瓷的出现并迅速发展,特别是到了北宋晚期,钧台窑被宫廷垄断为官窑之后,便在禹州城的东北隅,钧台窑最东侧的连堂附近,单独划出一个区域,成为专门的钧瓷烧造区域。
  
  二、禹州钧窑的创烧年代

  唐代黑釉花关于禹州地区烧造钧窑的记载,史书中直到明代才出现,时间较晚,且未说明其烧造年代。到了清代,蓝浦《景德镇陶录》载:“亦宋初所烧,出钧台,钧台宋亦称钧州,即今河南之禹州也。”《陶雅》载:“钧窑,宋初禹州所造,禹州昔号钧台,讹作均,相沿已久。”始说明禹州宋初烧造钧瓷。但在考古学上,这一观点并未得到验证。

  1.对于钧瓷创烧年代的不同认识

  对于钧瓷的创烧年代,目前有多种认识。早在上世纪50年代,陈万里等专家曾提出了钧窑创烧于金代的观点。后来冯先铭先生又认为钧窑创烧于北宋,而不始于金代。20世纪70年代初的发掘主持者赵青云先生,根据发现的大量钧瓷残片堆积和用钧瓷泥制作的“宣和元宝”钱范分析认为:钧台窑创烧于北宋初期,盛烧于北宋中、晚期。这一观点被考古界诸多专家所认同。秦大树先生依据神垕镇刘家门窑址的发掘资料,认为钧窑是北宋末期兴起的一个以生产高档瓷器为主的窑场。2005年在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上,有些专家再次提出了金代说的观点。亦有部分专家提出了元末明初,甚至很可能在明洪武至永乐时期或其前后不远阶段的新观点。郭培育先生在钧台窑址西区发掘后,对不同时期地层的出土文物进行了分析和初步研究,认为这批钧瓷与70年代发现的钧瓷有所不同,并进而提出了元代说的观点。

  2.禹州钧瓷创烧于北宋中期偏晚阶段

  据考古发现,禹州神垕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出土有一枚“元丰通宝”钱,表明此段的年代上限晚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即北宋中期偏晚阶段。这是禹州钧瓷始现年代的重要佐证。我们据此推测:禹州地区的钧瓷业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

  早在北宋初年的神垕山一带,受唐代黑釉花斑器的影响,已成功地烧制两色釉窑变瓷。相继受磁州窑系白地绘黑瓷以及隔山相望的汝窑刻、印花卉的青瓷、青白瓷以及黑釉天目瓷、宋三彩与宋加彩等制造工艺的影响,这一地区的瓷业色彩纷呈,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当时大众日用生活的广泛需求。这些窑场,分布在禹州西南、西北部山区或山陵起伏地段,大多就地取材烧造瓷器。经过一段时期的技术攻关和探索,在北宋中期偏晚阶段(即宋真宗元丰年间以后)终于成功烧造出色彩斑斓的钧瓷。

  而就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言,还未发现早于这一时间的钧瓷器。所以,这也可能是钧瓷登上历史舞台的最早时间。  

  三、钧台窑的性质

  对“钧窑”这一称谓的含义,目前学术界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我们认为,尽管从文献记载看,有关钧窑的记载出现较晚,也没有“钧官窑”的称谓。而把钧窑列为五大名窑,并将其作为北宋官窑更是后人在研究钧瓷器过程中的认识。但现在看来,这种认识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常说的钧窑实质上指的就是钧官窑。而就目前的考古发现及相关文献考证,现能作为北宋钧官窑的,唯有钧台窑。

  1.就产品种类而言,文献中记载的钧官窑优质产品多为陈设用品。《文房肆考》:“此窑(即指均窑)惟种菖蒲盆底佳甚。”1974年在钧台窑址发掘出土的钧瓷残片,多为鼓钉洗和各式各样的花盆,而生活日用品较少,与文献恰能相互印证。就该窑址的产品质量而言,也完全能与现馆藏诸钧官瓷相媲美。而且,钧台窑也是目前所知唯一一处在这两方面均符合的钧瓷窑址。

  2.据文献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帝时垂急花石,京讽冲密取浙中珍异以进,初致黄杨三本,帝嘉之。后,岁岁如贡五六品,至世渐盛,舳舻相衔于淮汴,号花石纲……”北宋末年,皇族骄奢淫逸,大肆搜罗“嘉花名木,类聚区别”,与之配套的花盆等亦应相当出色。考古发掘证实,钧台窑钧瓷烧造区,除极少数产品为生活日用品外,多数为花盆、盆奁儿等配套陈设品及瓶、尊和鼓钉洗之类的文房用品。各类花盆、盆奁儿器底均刻有一至十的号码,为的是同号配套,也可看出每次烧制同号作品之多。而且钧台窑的产品设计讲究,工艺精细,窑变奇特,巧夺天工,极富诗情画意。特别是通体皆红的铜红釉,窑变美妙,色彩缤纷。这些奢侈品,唯有为满足皇宫需求,才可能如此不惜成本,精益求精,进行大规模地生产。

  3.钧台窑发现了用钧瓷泥料制作的“宣和元宝”钱模。“宣和”为北宋徽宗朝年号,而钱模为现实需要所造,必为当时之物。钱模必须在官府窑场烧造并经职官监制,绝非偶然之物。这也是钧台窑乃北宋官窑的重要佐证。

  禹州境内发现的其他窑址,虽然有些也出土了少量质量较精的钧窑系产品,但基本上以烧造生活用品为主,较之钧台窑的产品,质量亦稍逊,因此不能就将其视为官窑址,而应当为民窑。如刘家门窑址的产品,在烧造工艺、造型、釉色等方面,都与钧台窑址有相当大的差距。
  

  四、钧台窑的创烧年代

  我们认为钧台窑的创烧年代为北宋晚期徽宗朝,理由如下:

  1.从官窑与民窑的发展关系看

  钧台窑的产品与刘家门一期前段的部分产品在总体特征上非常接近。如刘家门第一期前段出土的钧釉折沿盘,四瓣海棠形,圆唇,平折沿,浅腹,斜直壁稍外鼓,大平底。浅褐色胎,细腻坚致。内壁及外壁釉呈天青色泛紫,釉的流动性较强,积釉处泛白,口部和转折处等釉薄处呈深赭绿色,内底有粗短的“蚯蚓走泥纹”。外底部釉呈紫红色,微泛蓝。裹足支烧,可见四枚支钉痕。这其中,四瓣海棠形、圆唇、平折沿、细腻坚致的浅褐色胎、天青泛紫的釉色等特征,与钧台窑出土的陈设瓷花盆有明显类似之处。可以推断,二者之间应该存在着一定嬗变关系。

  在钧台窑址中,发现有“宣和元宝”印模,证明其时代为宋徽宗宣和年以后。神垕刘家门窑址,第一期出土有一枚“元丰通宝”钱,表明此段的年代上限不会早于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而属于第一期后段出土多枚铜钱,最晚的是宋徽宗朝的“宣和通宝”。从两个窑址出土的钱模及铜钱年代来看,二者在创烧时间上比较接近,但作为民窑的刘家门窑址要略早于作为官窑的钧台窑址。

  前文已提到,禹州的陶瓷业到了北宋时期,出现了繁荣昌盛的局面,民窑林立,产品质量和烧造技术都达到一个高峰。这对钧台窑的勃兴,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北宋徽宗时期,因宫廷需用精美陈设用瓷,政府调集民间烧造钧瓷的能工巧匠,在钧台窑烧制,供皇室“清赏雅玩”。这些工匠,自然会将民窑的烧造工艺延用并提高,以使产品质量达到宫廷的标准。所以,钧台窑是在借鉴各窑的制瓷工艺技术基础上,专门为满足皇宫陈设瓷器的大量需要而设立的。

  2.从两次发掘的遗物及地层关系上看

  1974年在钧台窑中心区的发掘,有不足之处:首先受自然地形的限制,发掘区域不够理想。当时的发掘现场,因兴修水利和平整土地,已被挖去一米多深,有的窑址已被破坏,仅余一米多深,文化堆积很可能已经遭到破坏。这给弄清楚全部地层关系带来诸多困难。其次,受财力所限,没有能够扩大发掘范围、发现更多的遗存、了解到更多的历史信息。这些均导致我们在后期的研究过程中,深感发掘所获信息的不足。

  2004年9月的发掘比1974年发掘的文化层厚度多出了一倍,可作为1974年发掘资料的重要补充。对比可知,1974年发掘地点较晚的金元时期文化层可能已被破坏,仅剩下了宋代中晚期地层。而有人认为:2004年发掘的这批器物的时代为元代,晚于1974年的发掘遗物。经笔者向发掘者求证并亲自观察,二次发掘的出土遗物又有着许多相似之处,相隔时间绝不会太长。所以我们经综合考虑推测,1974年发掘遗物的时代应当为北宋晚期。

  3.从窑炉结构形态的演变看

  截至目前,禹州境内三次发掘的钧窑址约20余座,但保存完好的较少。

  1974年在禹州钧台窑共发掘十一座窑址,形状有圆形、马蹄形和长方形,其中长方形以往少见。这种窑室呈横长方形,北部有并列的双乳状火膛,东火膛留有圆形气孔,直径为22厘米,两火膛留有窑门,上边还有方形烟囱,在窑室后壁中间和两角处,共设有三个扇面形烟囱。

  刘家门窑址发现八座窑炉,其中五座保存相对完好。这五座窑炉分属不同时期,各具特点。HY1,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方形分室式窑炉。残长12.92米,宽2.26米。窑室呈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在前后室南壁各开了三个添火孔,其中后室尾部的1号、2号添火孔保存有拱顶。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证明是以木材为燃料的。发掘者认为这种形状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

  2004年在钧台窑址西部的发掘中,发现有四座窑炉,其中椭圆形三座,长方形一座。窑炉分两种形式,一为椭圆形,二为长方形。其中4号窑炉保存较好,该窑现存火膛、窑室和烟囱三部分,为一长方形窑,长6.50米,宽3.80米,残高1.70米,半月形火膛1.48米,宽0.70米,深0.20米。窑室平面呈南高北低的斜坡状。烟囱平面呈圆形,位于窑室南侧中部。

  刘家门窑址发现的土洞式长条形分室窑与钧台窑发现的横长方形双乳状火膛窑有明显区别,后者优点更加突出。这种窑炉构造,有利于窑内氧化焰转化成还原焰,对复杂的钧瓷窑变产生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铜红釉的创烧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比钧台窑址与刘家门窑址出土的钧瓷也可发现,前者的产品要优于后者。有的学者认为:钧台窑吸收了刘家门长条形分室窑的优点,同时对双乳状火膛窑作了进一步改进,为钧瓷提高产品质量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说明,钧台窑是在刘家门窑之后出现的。目前,禹州境内钧窑址的发掘资料较少,要想全面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还需要有新的资料,并不断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北宋早中期,禹州神垕山一带,虽已大量烧造瓷器,且在北宋中期偏晚阶段开始烧造钧瓷,但产品均供给民间,质量不精,且由于地处山区,交通不便,产品运销困难。而钧台位于禹州城内,地处平川,北靠颍河,水陆运输十分便利。因此,在四乡瓷业兴盛之际,这里也开始设窑烧造白地黑花民用瓷及刻、印花卉的青瓷与青白瓷。到了北宋晚期,为满足宫廷所需,开始设官窑烧造钧瓷,产品质量大大提高。由此,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这一伟大创造。


来源:中国文物报
编辑: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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