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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傅山之“拙”

【中华博物】
  老子曰:“大巧若拙。”
  宋黄庭坚曰:“凡书要拙多于巧。”
  宋陈师道曰:“宁拙勿巧。”
  明顾凝远曰:“元人用笔生,用意拙,有深意焉。”
  清傅山则曰:“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正极奇生,归于大巧若拙已矣。”
  一个“拙”字,宋元以下文人墨客做了多少文章。当我们重新意识到“拙”在中国书法批评领哉中的重要地位时,对傅山的再研究又成了新的热门课题。有人说傅山的“四宁四毋”中,只有“宁丑毋媚”才是有独立的审美内涵,“四宁四毋”的核心是“丑”。近年来,以“丑”为标准的书法批评汗牛充栋,对书法形式“丑”的追求几成新的时尚。但我们如果把“四宁四毋”的命题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我们所能占有的史料,综合复杂的文化现象,从
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哲学基础、人生观念等方面加以考察,就不难看出,傅山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核心是“拙”。由此提出的书法批评的标准,“四宁四毋”的核心也是“拙”。“丑”不过是“拙”的一种表现形态。评“丑”不论“拙”,无异于隔靴搔痒,见木不见林。
  “拙”是明清以下,书家在个性解放思潮的氛围中,追求人生理想和人格的自我完善之“道”。“拙”又是书家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求得精神超脱而合“天倪”的美学追求。“拙”将儒家“自强不息”的用世精神与道、禅的审美意识相结合,以达到书法社会性、伦理性和书家心理满足的统一。一个“拙”字,它蕴含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价值观念和哲学世界观。发展了老子“自然全美”的美学思想陈述了书法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扩展了书法审美领域,深
化了书法审美层次,初步揭示了书法批评的客观标准,由它派生的“宁丑毋媚”等形式组合的新的审美法则,只是“拙”的生发。
  对傅山与“拙” 研究大有可为。
  傅山的书法创作和书法批评活动主要历经明天启、崇祯,清顺治、康熙四朝。“与时高下,亦由气运,不独文章然也。”时代造就了傅山,傅山升华了“拙”,影响了一代书风。
  “拙”的提出与实践,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有着一定的具体的历史内容,它所体现的傅山创造精神,不仅是书法批评发展的结果,而且也体现了它发展的先进水平。
  明嘉靖至万历,国祚渐衰,张居正的系列改革使社会矛盾暂时缓和,社会经济又有了相对的恢复和发展,资本主义在萌芽,市民阶层在壮大。万历中期以后,改革派逐渐被排斥,社会又趋动荡。以神宗为首的上怪统治集团巧取豪夺,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东林党与邪党、复社和阉党之间的斗争,明末农民起义与统治集团的斗争,相伴相随,给思想文化领域以深刻的冲击,思想文化出现了相对自由,异常活跃的局面。
  以王艮为代表的王学左派,发展了王守仁哲学中反程朱理学束缚人性的积极因素,富有鲜明的叛逆精神。王学左派的后期代表人物李贽更独树一帜,他直斥封建正统思想,抨击腐败的政治、程朱理学和一世伪道学。他力倡未受官方御用思想侵蚀过的天真、拙朴的先天存在的精神状态——童心。
  他说:“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焚书》卷三《童心说》)继而他提出了文学的童心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这种童心,不仅仅是一种天赋道德观念,而且已含有个人的自觉,是当社会经济新因素,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代表了市民要求人性解放的观念。
  李贽对封建教条、传统权威的否定,对童心的提倡,对艺术上的拟古主义的抨击,冲击了儒家中庸哲学和和以礼节情的美学观念,对当时的思想界、艺术界有积极的影响。
  万历以后,随着政治、经济、哲学思想的变化,艺术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这是一个极需新的形式容纳新的内容,急需新的批评指导艺术推陈出新的时代。通俗文学密切了与现实的关系,形式比正统的诗文更自由活泼,语言更通俗浅近。诗文方面,最早出现的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对扫清台阁体的空廓、八股文的脬泛起了积极作用,而他们“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又受到归有光的唐宋派的首先扫荡,受到“独抒性灵”、“发前人多未发”的三袁公安派的沉重抨击。
  从书法领域看由于帝王的好恶提倡,明代书法,如宋一样是帖学大盛的一代。科学取仕,“台阁”风行,书尚恭谨,在二王帖学笼罩下,书法承继宋元晋唐而目,媚则媚矣,却精神全无,大有“江河日下,不足观看者矣”之势。
  然而在帖学中振起了写性灵写情韵的祝允明、文徵明,任侠使气的宋克,古拙奇崛的陈宪章,怪伟跌宕的张弼,拙中见巧的黄道周,尚新理异的倪元璐,荒幻怪古的王铎……。他们开始突破了二王一脉的以“巧媚”为尚的审美规范,开始探索“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不可得而时势先可论也”(李贽)的反对拟古以求新变的美学追求。他们大胆赞美“割之鸿蒙”的原始自然之美,赞美“开人不敢开之口”的胆识,赞美“似散不
散似乱不乱,左之右之,颠之倒之”的拙朴书态。
  明代需要新的书貌的诞生。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明代的书家无法找到形式创新的契机,未能在书法史上掀起高潮,但他们开始觉醒的“最初一念之本”的“真心”、“尚自然”的美学追求和初步的艺术实践,无疑启迪了傅山对“拙”的思考和升华。
  由明而清,江山易主,士子沉浮。民族恨,家国仇,清初的社会政治条件,为傅山的“拙”的提出,作了充分的准备。
  清初,旧的明王朝已经崩溃,新的王朝尚未巩固,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顺治至康熙年间,尽管统治者采取羁縻政策,但反清活动仍不断进行。士人多通过集社和各种艺术形式曲折反映缅怀故国的思绪。另一方面,清初统治者强化极端专制政治,大兴文字狱,严禁文人结社,并再度祭起程朱理学的亡灵。自清初始,文化思想领域的斗争一直异常激烈。政治生活的变异,推动了地主阶级在抵抗派一些人要求改革腐朽政治和批判腐朽理学的进步倾向。在哲
学战线上,反对程朱陆王理学和心学成为清初唯物主义各唯心主义斗争的主要内容。
  与反程朱陆王理学同步,进步的思想学、艺术家对艺术的本源本体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探索,提出了战斗的、而向未来的美学思想。王夫之认为,凡是优秀的作品都“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能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叶燮指出:艺术的本源是客观的“理”、“事”、“情”、“以我之四(才、胆、识、力),衡物之三(理、事、情),全而为文章”,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标志着古典美学发展到新水平。
  正是从这一立场出发,黄宗羲提出“至文生于至情”的口号,顾炎武提出“文须有益于天下”的要求,贺贻孙力主诗歌像雄风而“怒”、“激”,要如“盛唐人诗有血痕而无墨痕”。凡此种种反映了进步的思想家、艺术家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他们以强烈的“真心”、“至情”猛烈抨击“以礼节情”的美学思想,抨击时下的复古主义、形式主义,呼唤着自由创造精神
的复苏!
  “大巧若拙”的重申,“四宁四毋”的问世,书法批评的中兴,正产生在这社会长期动荡而又渐趋暂稳定、思想文化界亢奋爆发而又进入冷静的思索之中。傅山,作为顾炎武的朋友,黄宗羲、贺贻孙的同代人,有着与他们几近相同的阅历、品格、理想和美学追求。他由读孔之书起步,斗阉党但不愿从仕,著朱衣而坚不为官,自然无为却愤世嫉俗,坚持操守而尚道从佛,为人“拙”而一生“朴”。一个“拙”字,既是他毕生的写照,又是他集儒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用世精神,集老庄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以及并不舍弃生命的禅宗思想,并承继屈骚传统而大成的深刻概括。
  中国书法借助汉字的书写,通过情感化、抽象化的点线,表现万物宛如生命存在运动的理解,以及对现实生活的情感体验。如果说,“晋尚韵”是“人的主体”在六朝书法风格上的展示,那么傅山尚“拙”,则是明末清初这个转折时期的时代精神、审美风尚的反映,实质上是“尚自然”的哲学思想、“自然全美”的美学思想对中庸哲学、“以礼节情”的美学观的斗争继续,是李贽“童心说”的发展和在书法批评上的具体化,是时代、社会、民族的理想、情
感生活对书法风格提出的必然要求,即通过自然而然,不得不然的书写,通过自然拙朴的具阳刚之美的书法形态,宣泄自身的真心实情,从而反映在现实的禁锢之下,有气节的书家对造作矫饰、巧媚圆滑的世风、书风的轻蔑,对理想人格和时代书风的追求。因此,“四宁四毋”的核心是“宁拙毋拙”。围绕“拙”的标准进行“丑”、“支离”、“直率”的书法新貌的创造,昭示了清初书家自觉和自由创造精神的发展,是合目的性(善)与合规律性(真)的统一。
  “拙”虽不表现为“真”、“善”融于“拙”。它以真善为前提、为基础,正是在真善美的这种关系和区别中,“拙”才显出美的标准——自由创造的生动的时代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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