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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北宋瓷器对高丽青瓷的影响

【蔡芝瑛】
  高丽青瓷是受越窑影响开始制作的,并在发展中,与中国南方和北方瓷窑持续保持着联系。本文分析了高丽青瓷和北宋瓷器的关系,并由此梳理出,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高丽青瓷通过在器型、装饰纹样、制作技法等方面的改进和创造,从而形成独创性文化的过程。

  高丽和北宋的政治联系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高丽开国的918年至辽的入侵高丽活动停止的1019年;二是高丽遣使北宋的1020年到高丽和北宋重新建交之前的1070年;三是高丽和北宋重建外交的1071年到北宋灭亡的1126年。随着历史情况的变化,高丽青瓷中表现出的北宋文化特征的程度,以及高丽接受北宋影响而发展瓷器事业的方式同样表现出一定差异性。

  一、918—1019年:五代、北宋瓷器技术的引进

  高丽青瓷的制作始于浙江省越窑技术群体的迁移,砖筑窑的窑结构和越窑青瓷的器型、釉色、烧造技法等原原本本地流传下来。高丽青瓷产生阶段的龙仁西里和始兴芳山洞、白川元山里等窑址中出土的部分遗物就像复制了越窑青瓷一样。龙仁西里和始兴芳山洞窑从初期阶段就将青瓷和白瓷一同烧造,而在中国,北方主要制作白瓷、南方主要制作青瓷,两者之间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在高丽同时制作两种类型的瓷器,表示高丽瓷器不仅受到越窑青瓷的影响,同时也有可能受到了中国北方邢窑、定窑等白瓷窑场的部分影响。另外,在这些初期青瓷窑中发现的长形花口碟在越窑中几乎没有出现,但在北方的定窑中大量出土。同时,在龙仁西里和始兴芳山洞窑址中出土了采用镶嵌和黑花技法装饰的瓷器碎片,这两种技法广泛用于高丽青瓷装饰是后来的事情,但可以确认其开始时间为10世纪末,渊源应该还是耀州窑和磁州窑等北方窑系。

  10世纪前期一11世纪前期是高丽青瓷在朝鲜半岛中西部地区诞生后生产中心逐渐转移至西南部地区的阶段,这种情况下可以将中国瓷器的影响视为高丽的单方面吸收。因此,可以看到在此期间出现了越窑青瓷的仿制品或耀州窑系的花口碟。

  1.玉璧底碗和初期青瓷花口碟

  按照越窑青瓷的样式而制作的高丽青瓷代表性案例就是,在龙仁西里和始兴芳山洞等初期青瓷窑址最底层发现的玉璧底碗和在始兴芳山洞出土的花口盘、托盏、注子等。玉璧底碗可与五代产品相比较,花口盘、托盏、注子等大体上与10世纪中期的越窑青瓷非常相似。

  初期青瓷的标志性遗物一一花口碟的器壁倾斜,底部转角柔和,外侧以模具按压而成,整体上表现为花朵开放的形态。具有这种特点的花口碟,与其说它是试图对中国瓷器形态进行重新塑造和创新从而制造出越窑系统的花口碟,更像是直白的仿制产品。

  在10世纪中期~11世纪前期,高丽西南部地区开始发展土筑窑,窑业的中心逐渐转移至康津。在砖筑窑中制作的模仿越窑的高丽青瓷,其品种和器型等逐渐表现出单一化倾向,玉璧底碗逐渐减少,而韩国式日晕底碗的生产逐渐增加。

  二、1020年一1070年:北宋瓷器影响的时差和局限性

  11世纪前期到11世纪后期,高丽中西部地区的大部分砖筑窑停止生产,龙仁西里和骊州中岩里等地的窑场逐渐转变为土筑窑,西南部的康津逐渐成为高丽青瓷生产中心。随着与宋代的国家交易的中止,高丽青瓷迎来了自主发展阶段。

  高丽青瓷采用了从越窑和耀州窑出现的莲瓣纹、刻花缠枝菊纹等纹样,但与中国的流行时期表现出一定时差。

  1.向土筑窑的转变及生产体系的形成

  西南部地区的土筑窑继承了砖筑窑生产过的相当一部分品种和器型,同时也出现了包括韩国式日晕底的小碗、新式的托盏、莲瓣纹碗、盏等。同时,还制作了球形油瓶等新的器型。可以说,在几乎没有受到北宋和辽代瓷器新器型影响的情况下,土筑窑的生产体系已经形成。

  2.莲瓣纹和刻花缠枝菊纹的引进

  与无纹青瓷时代不同,盘或碗类出现了莲瓣纹和刻花缠枝菊纹。这类纹样应该是受越窑和耀州窑的影响而出现的,但与中国的流行时期表现一定的时差。

  莲瓣纹是单纯描绘莲瓣的纹样,使用较粗的刻花线条表现出花瓣的轮廓。相比收藏于海刚陶瓷美术馆的刻花莲瓣纹青瓷碗和收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越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碗,后者强调的是较为柔和的轮廓线条,但在基本纹样方面类似。

  刻花缠枝菊纹通常被认为是越窑系纹样,但是通过收藏于海刚陶瓷美术馆的刻花缠枝菊纹青瓷碗和五代黄堡窑址中出土的青瓷碗,可以分析出它是受耀州窑影响的纹样。高丽青瓷和耀州窑都是在口缘下面围绕一条刻花线而构成纹样带,中用缠枝菊纹填充。

  三、1071年~1126年:北宋瓷器特性的积极吸纳

  11世纪后期~12世纪前期,以高丽统治阶层为中心,主张积极接收北宋的先进文化,于是高丽青瓷中出现了宋代瓷器史无前例的压倒性影响。这一时期高丽青瓷的生产体系和技术已经上升至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能够熟练模仿中国瓷器,同时能进行选择性接收和创造性重塑。

  在高丽青瓷的器型和纹样、装饰技法等中经常能发现中国瓷器的身影,但是需要关注的一点是,此时根据高丽审美趣味重新塑造的独创性特点已经非常明显。相比同时期中国瓷器,高丽青瓷试图更加真实地表现自然物的形态;相比完美的比例和对称,更加注重整体上的协调。

  1.中国瓷器器型的模仿和重塑

  在11世纪后期一12世纪前期制作的高丽青瓷花口碟、瓶、注子、托盏、香炉、花盘等中可以找到与宋代瓷器的各种关联性。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宋代文化广泛渗透至高丽并对高丽青瓷的制作产生了影响。一个品种甚至混合着中国各窑系瓷器多种特征。

  花El碟类表现出耀州窑的影响。像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青瓷花13碟,应该是根据同馆所藏的耀州窑刻花宝相花纹青瓷花13碟的器型而制作。另外,出土于康津龙云里10—11号窑址的印花莲纹青瓷花13碟的形态与宋代耀州窑遗址出土的印花青瓷碟残片相似。这是印花技法和新器型一起流入高丽的例子。

  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青瓷狮子盖注子、注碗与下限为北宋仁宗嘉佑2年(1057年)的干六郎庙以及哲宗元祜2年(1087年)的吴挺臣夫妇庙出土的的景德镇青白瓷注子具有相似性。这种附有动物幼崽形状盖子的注子主要在中国越窑、景德镇窑等南方窑系中生产。另外,葫芦形注子是受定窑影响而制作的。如前所述,高丽青瓷葫芦形注子有两种形态。一种是像收藏于出光美术馆的缠枝莲纹青瓷葫芦形注子、注碗一样,上部和下部均呈现出圆球形,另一种是像收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青瓷葫芦形注子一样,上部更为细长、与下部连接更自然。在定窑生产的葫芦形注子中,可以找到两种类型的例子,如收藏于大英博物馆的刻花莲瓣纹白瓷葫芦形注子和收藏于法国国立吉美东洋博物馆的刻花牡丹纹白瓷葫芦形注子。

  托盏类产品中,收藏于三星美术馆的的刻花雷纹青瓷托盏,其盏托器壁有弧度,中间有孔,盏托和杯的边缘以雷纹带装饰。它应该是受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的银筘白瓷托盏等定窑白瓷的影响。

  高丽青瓷香炉中。像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青瓷狮子盖三足香炉这样的产品可以与以雕刻装饰为特点的耀州窑相联系;而像收藏于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的莲瓣纹青瓷香炉这样,口缘移,腹部下端装饰有立体感的莲瓣纹,类似的中国产品有出土于福建省的莲瓣纹青白瓷香炉和莲瓣纹青瓷香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它身上表现出的中国南方窑系的影响。

  这样,高丽青瓷在形态方面表现出与宋代中国瓷器相似性的同时,也流露出了根据高丽审美趣味重新塑造的独创性。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瓜棱瓶和葫芦形注子。出土于高丽仁宗长陵的瓜棱瓶是模仿景德镇窑的青白瓷瓜棱瓶而制造哦,但相比后者,它更接近于实际瓜的模样。因此,它的肩部非常丰满,但越往下越窄。相比中国瓷器,器壁具有不均匀的特点,竖向沟槽的厚度也各各不同。

  高丽青瓷葫芦形注子与定窑白瓷的差别,也与上述瓜棱瓶的情况相同。高丽青瓷的葫芦形注子表现得更接近于实际葫芦。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上端葫芦比下端葫芦更加细长的形态上。如果说,中国瓷器的葫芦形忽略了葫芦的自然特性而只是作为一个器型表现的,那么高丽青瓷就是把对象进行写实性表现。虽然两者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相似性,但还是能够感觉到差异所在。

  高丽青瓷与汝官窑青瓷的关联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模仿北宋皇室用瓷器的事实,二是这种高丽青瓷的造型与汝官窑青瓷非常相似。菊形碗、盘、广口瓶、玉壶春瓶、花形托盏、莲瓣纹香炉等器型,除了釉色方面的差异,高丽青瓷和汝官窑青瓷几乎无法区分。这表明高丽试图模仿代表宋代瓷器最高水平的汝官窑青瓷的意愿。

  2.装饰技法和纹样的发展

  11世纪前期到11世纪后期从越窑和耀州窑引进莲瓣纹、刻花缠枝菊纹等纹样;11世纪后期—12世纪前期从耀州窑传来印花技法,与此同时缠枝宝相花纹、莲地鱼纹(水波鱼纹)、云鹤纹、童子纹等定型化的纹样也一起引入高丽。10世纪末期黑花装饰的高丽青瓷与磁州窑白地黑花瓷器的器型、纹样布局方面表现出相似性且大为流行。

  来自宋代南方和北方的各个窑口的鹦鹉纹、莲瓣纹、花草纹、缠枝宝相花纹、莲地鱼纹(水波鱼纹)、童子纹等,其引入时间和渊源各自不同,但在高丽青瓷中同时存在,有时变化为新的形态,同时也表现出与中国的差异性,进而流露出高丽特有的美感。

  出土于康津龙云里10号窑址的青瓷盘中有刻花鹦鹉纹、莲瓣纹的例子。内部装饰刻花鹦鹉纹或莲瓣纹的器物在北宋早期的越窑流行,直到11世纪后期以后在朝鲜半岛以高丽青瓷的纹样登场。

  在高丽青瓷中以刻花、阳刻、印花技法装饰的牡丹纹、莲花纹等花萆纹应该是受到定窑划花纹和耀州窑印花纹的影响而出现的。私人收藏的刻花牡丹纹青瓷碟中出现的牡丹以折枝形态在内底部一个一个压印完成,并在边缘部位刻花装饰。这与收藏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定窑刻花牡丹纹白瓷花口碟比较相似,说明11世纪后期以后在高丽青瓷中简单装饰的花草纹与这一时期定窑划花纹相关的可能性。

  以定型化印花形态引入高丽的缠枝宝相花纹、莲地鱼纹、云鹤纹、童子纹等,在高丽青瓷和耀州窑青瓷中的表现差异不大。只有耀州窑青瓷的云鹤纹在色彩表现方面与高丽青瓷有所区别。

  高丽青瓷基于浙江越窑青瓷技术而开始制作以后,在其发展过程中与中国南方和北方的窑口一直保持着相关性是不争的事实。在韩国陶瓷史研究中,揭示中国的新影响进入高丽的时间及其内容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随着近年来对高丽青瓷和中国瓷器交流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学者纷纷指出两者在器型、纹样和装饰技法上的相似性。

  11世纪后期—12世纪前期,高丽青瓷的生产体系和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按照希望积极引进中国先进文化的高丽统治阶层的意愿,开展了对中国瓷器器型、纹样、装饰技法、烧造方式等的积极吸纳。以康津为中心的窑场,不仅熟练仿制中国瓷器,而且也进行了创造性的重新塑造。尤其,以自然物为表现素材时,在制造技法和表现方式上,相比中国更加注重写实;相比器型和纹样的完美比例,更加追求整体上的和谐等,充分体现了高丽特色的美感。

  四、结语

  我们需要不断将高丽青瓷的各种器型和装饰纹样分别与中国各窑系的产品相比较,不断为揭示其渊源和发展过程做出努力,但是除了对高丽初年这一特定时期的研究外,学界一直缺乏一种在高丽与中国交往历史中更加系统化地研究瓷器发展的认识。对此,本文希望从两国文物交流情况出发,对高丽青瓷从起步阶段至全盛时期(10世纪—12世纪)宋代瓷器的影响进行系统梳理。另外,遗址中出土的宋代瓷器为瓷器贸易提供了证据,本文通过揭示其生产地和输入时期等,详细说明两国交流的频度和内容,并通过这些最终揭示出高丽青瓷在中国瓷器的影响下经过对器型、纹样、装饰技法、制作技术的变化和创造形成其独创性的过程。

  来源:陶瓷科学与艺术  编辑:古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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