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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

【叶文程】
  中国是发明瓷器的国家,并且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源源不断地通过陆海两路把陶瓷运输到海外诸国去。从海路输出中国陶瓷的海上“陶瓷之路”,不仅传播陶瓷器,也交流着其他的商品和文化。文献记载和出土物都充分表明它比陆上的"丝绸之路"持续的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和贡献更大。根据国内现有出土的资料,现就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情况,作一次初步的探明与研究讨论。以求教于研究中国古外销陶瓷的同志们和同行们!
  宋元两代是中国陶瓷的蓬勃发展时期,名窑辈出,闻名中外,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特别是在中国陶瓷的外销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西等省窑业兴旺,是盛烧陶瓷器的产区,其所烧造的产品多供外销。就其品类看有青瓷、青白瓷、黑瓷和青花瓷器等,在国外都有大量的发现,龙泉窑、景德镇窑、德化窑、泉州窑、西村窑和潮州窑等是主要的外销窑口,代表了这一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外销的实际情况。

龙泉青瓷窑系的外销
  龙泉窑是继越窑之后,在越窑的直接影响下,在五代、北宋时期发展起来的著名外销青瓷窑口,龙泉窑外销青瓷在中国瓷器外销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在南亚、东非、日本和伊朗等国的大量龙泉青瓷的发现。是属于这一历史时期的。元代龙泉青瓷的大批外销,不但文献上有详尽的记载,在国外发现的实物更是多得不可胜数。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水的一万二千七百多件的瓷器,其中绝大多数是龙泉窑的产品。
  宋元之际,是龙泉窑系青瓷的鼎盛时期,龙泉窑为其代表。龙泉青瓷窑系窑址主要分布在以龙泉为中心的浙南山区,沿瓯江中上游的庆元、龙泉、云和、丽水以至下游的温州等地,长达五、六百里。在这些地区共发现古代窑址二百五十处以上。这里便形成了一个以“龙泉窑”为中心的“龙泉窑系”,而这些窑口生产的青瓷主要是适应外销的需要。
  从已有发现和发表的资料看,广州、泉州和温州等古代窑口遗址,还没有发现大批龙泉窑系青瓷外销的记载和实物。而在浙江宁波于1978年在宋元市舶库附近的东门口海运码头遗址中出土了大批宋元时期的龙泉窑青瓷,估计是因运输损坏而丢弃于码头的,论数量特多,论品种极丰富。这批产品胎质细腻、洁白、釉层丰厚,滋润如玉,有粉青、翠青和梅子青等色。
  这里出土的典型器物,有宋元时期的夹层碗、莲瓣盘、折沿盘、直口盅、敞口洗、葵口洗、鬲式炉、鱼耳瓶、贯耳瓶等。元代的有莲花碗、宽圈足碗、翻口收腹碗、高足碗、敞口小底碗、“增添福禄”铭文碗、菊瓣碗、蔗段洗、贴花双鱼海洗、云叶洗、蔓草荷叶洗、花卉盘、菊瓣盘、大宽沿仰莲盘、大平底印花盘、堆花瓶、奁式炉、侈口盅、荷叶盖罐、灯盏等等。宁波这次在宋元市舶库北边海运码头号出土的大批宋元时期的龙泉窑系青瓷,与新安海底打捞出水的器物中很多品种是一致的。这就进一步确证龙泉窑系窑址和海运码头遗迹出土的宋元时期龙泉窑青瓷产品,大部分作为重要的贸易商品销售到海外各国去;特别是元代龙泉窑青瓷的外销港口主要是明州港,这就与新安海底沉船和打捞出水的瓷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为此,我们有理由完全确信新安沉船的始发港口是明州港,而不是其他港口,那么,船上运载的瓷器中大量是龙泉青瓷也就容易理解了。
  据说以前对新安沉船的始发港问题是有争论的。一种意见认为这艘船是从明州港(今宁波港)开出的,理由是船上发现有“庆元路”铭文的铜砝码一件,因此,赞成这艘船从明州港起程的。另一种意见认为,沉船的始发港当是福州港,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了。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龙泉窑系青瓷的外销是有其有利条件的。龙泉窑所处的地理环境,对烧瓷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浙南山区,山上有丰富的瓷土矿和用之不尽的树木森林。这些都是烧窑的有利条件。山下有江河,烧制的产品通过大溪、瓯江直通温州港口,为外销瓷运输提供了天然水路。另一方面,从南宋以后,海运中心由广州转移到泉州,并先后在温州、宁波等地设立市舶司。南宋统治者为了防止货币的外流,规定对外贸易以瓷易物品的“博易”方针,这样更促使龙泉窑瓷业的发展,使外销瓷数量大增。到了元代,统治者又“奖励”互市,注重与海外各国的贸易和往来,元代龙泉窑青瓷一跃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
  近几年来,由于开展对古外销瓷的研究,在东南沿海各省陆续发现一些在历史上与外销有直接关系的窑址,其中较突出的,也是较有代表性的如泉州窑(包括附近的一些窑口和遗址出土的遗物)、汀溪窑和厦门窑等。泉州东门窑所出的碗、盘、碟、钵、盒等器物,主要是外销产品。该窑釉色以青釉为主,也有带黄和带褐的,色泽深浅不一,釉面呈现有细小冰裂纹。装饰花纹有花瓣纹、缠枝花纹、刻划线纹等,纹饰简单朴素。该窑瓷器胎厚,有浑厚凝重之感,特别是大型碗、盘。上述这些产品都是外销的实用器皿。
  同安汀溪窑、东孚东窑和碗窑(或称厦门窑)是新近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的外销窑口。汀溪窑生产的一种器内饰划花纹、篦点纹,器外刻线条纹,底足无釉的青瓷碗,被称为“珠光青瓷”。在厦门东窑也发现一种深形的青瓷器,其造型风格及花纹装饰也与上述“青瓷”(“珠光青瓷”)相同。这几处窑址都是宋元时期外销瓷的产地,距离港口较近,烧成后便于下船出港外运。属于青瓷系统,并且直接或间接受到龙泉青瓷窑系影响,应该提到有“建青”。因为在福建南部和中部也发现不少青瓷窑址,泉州地区甚至出现了仿龙泉青瓷釉色品种,有的连造型、装饰也仿制。冯先铭教授曾经指出:“烧这种碗(即指‘珠光青瓷’碗)的有福建同安、安溪、南安、闽侯、连江等窑,浙江有武义、东阳窑。”

景德镇青瓷窑系的外销
  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外销瓷窑,除龙泉青瓷窑系外,当推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窑系的青白瓷。这一时期所出现的青白瓷外销窑口,其数量也是相当可观的,当不亚于龙泉窑系的外销窑口,甚至有并驾齐驱之势,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外销瓷器的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代表。
  宋代中国江西景德镇窑,是当时全国著名的窑场之一。其所生产的一种主要产品是胎薄釉净、色泽青白的青白瓷,以优质而冠绝群窑,成为比较集中地代表了宋代制瓷水平的一个名贵品种。在它的影响之下,当地的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区的许多窑场,相继仿烧青白瓷,其影响之深远,以致在中国陶瓷史上形成一个“青白瓷窑系”。
  青白瓷窑系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南及沿海各省,其中尤以江西窑场最多,在江西境内,除景德镇外,仿烧青白瓷的窑场就有吉州窑,南丰白舍窑,赣州七里镇窑、宁都窑、乐平窑、靖安窑、南城窑、婺源窑、横峰窑等等。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省所烧制青白瓷的质量和服务对象不同。销售的范围也不一样。福建、广东两省生产的青白瓷以外销为主,景德镇的产品供国内及海外双重需要。到了元代,景德镇生产的青白瓷仍然供应国内地区及外销之需。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特别是最近十几年来,在亚、非一些国家沿海地区的古遗址中,陆续出土了一定数量的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各省的青白瓷。如日本、南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以及非洲的埃及。其中以亚洲地区国家发现居多,这些国家出土的青白瓷以及有关文章的发表,对于了解这一地区的外销瓷情况,增添了极其可贵的新资料。
  近几年来,宋元时期景德镇生产的外销青白瓷,在江西各县均有发现,更为这一地区青白瓷外销提供了新颖的资料。
  1963年景德镇市出土宋影青暗花注子(执壶),造型精美,颇为别致。奉新、新建亦有同类器物出土。此器与新安海底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凤凰纹注子”相近似。
  1978年万年县出土的元影青刻花琵琶瓶,造型为喇叭口、长束颈、鼓腹、高圈足。装饰主题花纹为缠枝牡丹。1981年高安县城元代遗址出土的一件影青釉玉壶瓶(或称刻花琵琶瓶)与万年所出相近似。新安海底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牡丹纹瓶”,其造型、釉色和纹饰与上述两器几近相同。
  1974年波阳县元墓出土两件影青双耳瓶,与新安海底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小瓶”,无论从器物造型和胎釉看都极相似。
  1972年万年县元泰定元年(1342年)墓出土两件影青狮钮盖瓶,造型雅致,纹饰精美。新安海底沉船中打捞的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龙纹梅瓶”与这件有纪年款的元瓷比较,除器盖外,颇为相似。南朝鲜郑良谟教授曾指出:“新安海域的四件梅瓶有两件同1972年江西万年县出土的元代影青狮子钮盖瓷瓶一样”。“这两件梅瓶也许是1320年初期景德镇窑烧造的。”
  1980年景德镇枢府窑发现四件枢府釉高足杯,作碗状。此类器在北京元大都也有发现。1981年高安元代窑藏也出土多件。此类器物与新安沉船中元景德镇窑“白瓷马上杯”(枢府系)相同。
  1980年高安出土一件影青印花高杯足。也与新安沉船中景德镇窑“青白瓷阴刻花卉纹马上杯”形制相同。
  1981年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影青葫芦形注壶,除褐斑点彩外,与新安沉船中元景德镇窑“青白瓷铁斑纹瓢形注子”,形制完全一样。这类器物在菲律宾等地也有发现和收藏。
  景德镇青白瓷的外销。就上述提到的一些例子便可见一斑。至于其他同属青白瓷窑系的窑场的外销情况,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地处东南沿海地区的福建省,在宋元时期涌现了不少烧造青白瓷的窑场,如闽北的建阳、光泽、松溪;闽中的闽清、福清、连江、蒲田和仙游;闽南的德化、永春、南安、安溪、泉州、同安和厦门等地。其中以德化窑及泉州附近窑场最为有名,所烧造的青白瓷主要是适应外销需要,销往世界各国,近年来,对德化窑的调查、发掘,发现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外销青白瓷标本。德化窑出土的各类外销瓷,品类齐全,数量很多,并有专供外销的制品。现综合概括如下一些产品,在外销品类中是较有代表性。青白釉印花军持(或称军持壶、净瓶)、青白瓷印花盖盒(或称粉盒)、青白釉花瓶、青白釉印花盖壶、青白釉印花罐形壶、青白釉弦纹洗、青白釉印飞凤纹碗、青白釉印莲纹碟、青白釉印花高足杯,等等。
  德化、泉州、安溪及南安各窑场所烧造的外销青白瓷,大多数是从泉州港输出的。
  广东省发现的宋元时期外销窑址,有广州、惠州、南海、佛山、廉江和遂溪。但外销瓷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是西村窑和潮州窑。
  广州西村窑外销产品有:青白釉长颈喇叭口点彩军持、青白釉绘花碗、青白釉划花碗、青白釉划花加彩绘花卉碗、青白釉鼓钉点小缸、青白釉瓜式点彩小缸、青白釉壶、青白釉小花瓶、青白釉小杯和青白釉点彩小水盂等。从西村窑发现的外销青白瓷产区看,它的主要销售地区是东南亚各国,也外销日本,但数量较少,在东南亚发现最多西村窑瓷器的国家是菲律宾。香港人士叶义医生曾说过:“过去几年间在菲律宾布土安发掘到的瓷器差不多包括了中国方面报告中西村窑器的所有类型。”
  广东潮州窑,在北宋时期的产品就以外销为主,外销窑址分布范围颇广,数量亦多。
  潮州窑的外销产品,根据已有发现的初步综合起来,有青白釉瓜棱盘口瓶和青白釉刻花瓶、青白釉刻花碟、青白釉刻花碗、青白釉水盂、青白釉瓜棱罐、青白釉莲蓬三联盒、青白釉瓜棱盒、青白釉圆筒身划花盒、青白釉圈足喇叭口低棱腹长流执壶、青白瓷佛像。值得注意的是,潮州窑出土的高鼻卷发西洋人头象和一批西洋狗,狗的脸部短,耳圆而大,下垂,身矮,姿态均不相同,有歪头状的;有蹲坐站立的,有停步而吠的,雕塑捏造技艺相当高明,造型生动逼真,这无疑是为了满足当年对外贸易的需要。

建窑(水吉)黑瓷釉系的外销
  建窑水吉黑釉瓷系的外销,还应包括一些褐釉瓷和低温彩绘器。
  建阳水吉建窑,自北宋以来就生产各种类型的兔毫、油滴、窑变斑纹等黑釉碗盏,深受各国人民的喜爱。这种黑釉器一经出现,就源源不断地销往国外,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各国。日本人民对它评价很高,也非常珍视它,作为国宝级文物珍藏起来,并给“天目釉”、“曜变天目”的美称。这类黑釉器大量销往日本,并在日本广为流传,在日本的许多古文化遗址和古城址都有发现,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新安海底打捞的建窑(水吉)黑釉器和黑褐瓷器等116件,是宋元时期中国东南及沿海地区福建、江西、浙江等省的外销陶瓷产品。这是建窑黑釉瓷系销往国外的重要实物佐证。
  随着黑釉器的外销,烧造黑釉器的技术也直接传到日本。其时,日本曾派人来福建学习烧造黑釉器的方法,他们回国后,就在濑户开设窑场烧造黑釉器,这便是日本人民今天所称颂的“濑户物”(或称“濑户烧”)。建窑黑釉器的烧造方法传到日本以后,对日本陶瓷业的发展影响很大,这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史上值得重视和称颂的一件事。
  江西吉州窑和赣州七里镇窑所烧造的黑釉器、褐釉器以及彩绘、贴花、剪纸等器物,在宋元时期,也都销往世界各国。上述窑址的发掘和调查,也发现一些外销瓷产品,为研究这一时期的外销瓷提供了一些新资料。
  1980年底,吉州窑发掘出土多件彩绘开光海涛卷草纹瓶,与新安海底打捞的南宋-元“白秋黑绘唐草纹小瓶”器物十分相近。吉州窑和宋墓出土的这类彩绘瓷瓶,为新安海底沉船提供了可靠的科学依据。
  1980年吉州窑发掘出土彩绘鼓钉纹罐和鼓式罐多件,其釉色和装饰风格与七里镇窑器物截然不同,也是鉴定新安沉船打捞器物窑口、编年的资料。
  江西省赣州七里镇宋元瓷窑址出土的褐釉(深浅不同或酱红色)鼓钉纹茶瓶黑褐釉(深浅不同或酱红色)涡旋纹鼓钉茶瓶,1976年江西清江南宋乾道九年墓出土一件七里镇窑的黑釉刻划鼓钉茶瓶等,与新安海底沉船中所出的完全相同,都是七里镇窑烧造的产品。1977年出土一件吉州窑黑釉小注壶,也是一件外销瓷产品。
  这里应特别提到福建泉州晋江磁灶窑,是宋元时期这一地区重要的外销窑口之一。这里生产的绿釉双龙壶(即军持)、褐色釉长颈军持、碟、盘、瓶、罐等各类瓷器,一般施有黑、绿、蓝、黄、酱等各种色釉。还烧造一些釉下彩绘粗瓷和低温铅釉陶器以及大小钵子、缸、瓮等制品,主要是外销东南亚诸国,深受当地人民欢迎。磁灶窑的制瓷技术还传播到东南亚(如菲律宾等国)去。
  此外,在泉州湾宋代海船出土的褐釉四耳壶,磁灶窑出土的黑釉碗。德化窑出土黑釉碗,这些器物与新安海底沉船中的黑釉四耳壶和黑釉青口碗基本相似,应是同一时期同一窑口所生产的。
景德镇青花瓷器的外销
  到了元代,江西景德镇窑出现了一种新产品,即青花瓷器,它一出现,就具有很旺盛的生命力,并行销到日、泰国、菲律宾、印度、伊朗和土耳其等国家。菲律宾还有数量相当多青花瓷器和青白瓷小件器皿出土。
  过去被认为较少的青花瓷器,近年来在日本也发现不少。在日本镰仓海岸采集的青花小残片,曾经被认为是元代唯一的出土物,但近年来从冲绳胜迦城遗址中发现了大量元青花瓷片;在冲绳岛内还发现了漂亮的元青花。此外,从越前朝仓氏的乘谷遗址中也发现了被看作传世品的青花瓷片。所以,通过日本各地遗址的元青花看,都有力地说明元青花瓷器在当时已运销日本。
  元代青花瓷器的外销,在有关文献中也有记载和反映,汪大渊在元至正间附舶海外数国,回国后于至正元年(1341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间撰成的《岛夷志略》一书,在记载中国瓷器的对外贸易时曾提到“青白花瓷”(碗、器)一项,并且有十七处提到此类器物。元至正间正是中国青花瓷器的成长及发展时期,因而这时青花瓷器的出口是完全可能的。元代青花瓷器的外销,在《岛夷志略》中有所发映也是合乎历史事实的。
  近些年来,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古代遗址发掘中,就发现了中国元代的青花瓷器与残片。如《岛夷志略》中所记载的三岛(三屿)-菲律宾,除青白瓷、青瓷以外,还出土了许多元代青花瓷器,可见《岛夷志略》三岛条中的“青白花瓷”项中,不能排除有青花瓷器的可能,其中有一部分就是青花瓷器是可能的。不过,。应当看到,《岛夷志略》中的“青白花瓷”不一定全是青花瓷器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青花瓷器的输出在《岛夷志略》成书之前还是很少的,而大量的还是青瓷与青白瓷。
  1980年江西高安元代窖藏出土多件精美青花和釉里红瓷器。其中有一件宝珠钮莲瓣云龙纹青花盖罐,肩部设对称双铜环系,从形制与花纹看,与中国元代外销瓷中现今菲律宾收藏的元青花盖罐相近似。
  青花瓷器是中国最具民族特色的优秀品种之一。景德镇元代后期青花瓷的制坯与绘画技巧都臻成熟,对福建、广东等省青花瓷器的出现有很大的影响。随着青花瓷器生产的发展,自元代后期起不断销往海外,成为外销史上具有特色和代表性的品种。这里附带提一句,新安海底打捞的文物中没有青花瓷器是值得注意的,新安海底沉船的年代是元代中期的,这时中国青花瓷器尚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也尚未大量的外销,因此,沉船中没有找到青花瓷器是不足为奇的。对考察沉船的年代和始发港没有任何影响。

结语
  一、宋元时期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其途径主要是通过沿海地区的几个对外贸易港口,即广州、泉州、杭州和明州运出的。当然,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和时间的推移,北宋期间陶瓷的输出主要集中在广州港,到了宋代及至元代期间,陶瓷的外销港口便转移到泉州、明州等港口。这些港口运出瓷器的品种、数量和繁忙情况,有关文献都有详尽的记载。《萍洲可谈》说:“富者乘时蓄缯、帛、陶货,加其直(值),与求债者计息,何啻倍蓰”,又说:“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小隙地。”所以,中国陶瓷的外销,无论是外销中国的友好邻邦和朝鲜,还是南销东南亚和南亚,或者远销至欧、非、美各大洲,海路运输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二、南宋是中国陶瓷外销的发展时期,宋朝政府相当重视海外贸易,视此为增加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宋王朝因陆路堵塞而极力提倡海外贸易并采取鼓励的政策,加上造船术的精进,指南针的发展。南宋时期疆土日蹙,财政收入大受影响,故一切倚办海舶,国家倡导理加不遗余力,海外贸易因之尤为鼎盛,因此,陶瓷在宋代即大量附舶运输海外。由于对外贸易的发达,陶瓷工业也得到迅速的发展。陶瓷便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品,与丝绸并驾齐驱。
  到了元代,陶瓷的外销达到极盛时期。元代统一中国,幅员广阔、陆海畅达,盛况空前。海运成为国家要政,海外贸易又有长足的发展。这时期陶瓷运销的范围,输出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和扩大。南朝鲜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的中国元代瓷器,数量之多,窑系之全,装饰之美,都是无与伦比的,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东南及沿海地区陶瓷外销的实际情况和特色。
  三、宋元两代中国东南及沿海地区陶瓷的外销,丰富和美化了海外各地人民的生活。而海上“陶瓷之路”不只是把陶瓷器、丝绸等商品运销到世界各国去也把中国烧制陶瓷的技术和中国古代的创造发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与此同时,国外的一些特产,如珍珠、香料、犀象等,也由海路输入了中国,增添了中国人民的生活内容。
  四、宋元之际,海上“陶瓷之路”的开辟和繁荣,把世界和中国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了一条联接亚、欧、美的海上大动脉,使各文明古国的文化互相交流,放射出光辉灿烂的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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