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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陶瓷考古综述

【余家栋】
  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要发明,也是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出的一大贡献。远在唐代,中国瓷器就通过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瓷器之路”远销国外,在世界各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并荣获“瓷国”的称号。江西是中国瓷业烧造的重要省区,而景德镇又素有中国“瓷都”的美称。
  建国以来,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配合工农业基本建设工程,先后调查和发掘了多处古遗址和古窑址,出土了一批商、周、春秋战国原始青瓷,以及汉、晋至明、清时代的各类瓷器。
  (一)
  商王朝是我国奴隶制度社会的发展时期,大约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共六百年左右的历史。根据文献记载和大量考古资料证实,商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包括北至东北、南达湘赣、东起海滨、西抵陕甘一带,这些地区都发现有与中原商文化遗存相类似或包括有商文化因素的文化遗址。由于南方地区的古代土著文化,与黄河流域一带的中原文化不断的交流和融合。在中原商周文化的强烈影响下,先后进入了阶级社会,不仅政治、经济和文化有新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同样也有较大的提高。从考古发掘资料和文献记载都证实,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从遥远的古代起,勤劳勇敢的先民们,就劳动、生息、繁衍在广阔的地区,以辛勤的劳动,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江西清江吴城商代中期遗址经过四次考古发掘,先后出土了一批原始青瓷器,如生活用具折肩罐、尊、钵、豆、盆、瓮、生产工具青瓷刀和制造陶瓷器皿的瓷垫子等,它们均基本具备瓷器形成的条件,胎质采用含铁量更低、杂质更少的瓷土作原料,器表层使用浇釉新工艺,成型工艺多用泥条盘筑法,部分器表拍有方格纹、水波纹、云雷纹、S形纹、园点纹和附加堆纹等纹样装饰。烧成温度已高达成1150℃~1200℃。具有致密、不吸水、胎釉结合牢固、色白透明、釉汁较莹亮,敲之有金石声。这些实物例证说明,远在三千五百多年以前的商代中期,江西古代先民就已经烧制原始青瓷器了,这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大飞跃,它为瓷器的烧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周时期,江西地区原始青瓷器的烧造在商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器表增加了蓝纹、席纹、叶脉纹、齿状纹、圆圈纹和曲折纹等。清江吴城遗址三期西周原始青瓷瓮,九江磨盘墩遗址下层出土西周晚期青瓷豆等,造型古朴素雅,釉汁滋润,开冰裂细片。
  春秋时期从周平王东迁河南洛邑(公元前770年)起至周墩王44年(公元前476年)的这个阶段,这是我国历史上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这一阶段在原始青瓷器生产工艺和质量上比西周时期又有提高。青瓷器的胎质更为细腻,大多数器皿的成型工艺由泥条盘筑改为轮制法,使器型规整,厚薄均匀,内壁多有规整的螺旋纹,1978年。江西贵溪崖墓除出土一批精美的仿铜器陶鼎、提梁陶盂、陶盥盘外,同时伴出有原始青瓷器。如那件造型美观的原始青瓷双系罐,这都充分反映出春秋时期江西烧造陶瓷器的水平是具有影响的。过去陶瓷考古界多认为,春秋乃至两汉阶段,在陶瓷烧造史上仅只是开始研烧高温带釉的“硬陶”一类器皿,仍未能脱离“陶”的范畴,而认定真正成熟的原始青瓷器则应从东汉末期才开始出现。商周时期的原始青瓷器在江西各地的遗址和崖墓中不断发现,有力地填补了江西陶瓷史上的这段空白。为探讨中国瓷器的起源和发展也是至为重要的资料。
  (二)
  从战国开始,中国的社会历史进入了封建社会阶段。由于生产工具的改进和劳动力的普遍增加,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又都先后进行了各种不同程度的政治改革,特别是商鞅变法的推广,实行“书同文、车同轨、人同伦”等到措施。使得社会生产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经过两汉的巩固和提高,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陶瓷烧造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胎质含量比例减低,质细腻,青釉匀润,已接近瓷器水平。如九江县大王岭战国早期遗址所出青瓷器和清江战国墓所出青瓷杯,造型别致,釉汁滋润,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当时江西地区的原始青瓷器是在不间断地向前发展的。
  秦汉时期的原始青瓷器与战国时期有飞跃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差别。秦统一全国之后,特别是中经西汉至东汉三百年间的恢复和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日趋繁荣,陶瓷烧造也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终于在东汉中、晚期烧造出瓷器,取得我国陶瓷生产上重大突破。经历年考古发掘实物资料证实,西汉时期江西地区的烧瓷水平已由原始青瓷向青瓷器过滤。这时期的原始青瓷较战国以前有较大的变化,釉层增厚,上釉方法由浸釉演进到刷釉,一变战国时期拉坯成器和线割器底的成型技法,较普遍采用底身分制与粘接成器工艺,在品种和花纹装饰上也有显著的改进,器型以仿铜礼器鼎、盒、壶、钫、钟和甑为主,战国盛行一时的碗、钵、盘、盅等数量减少,花纹装饰渐趋简朴,多以弦纹或水波纹为常见。开始把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与实用值更好地结合起来。江西南昌等地西汉墓出土双系青瓷壶,造型雅致,胎质细腻,颈、肩部环饰水波和凸弦纹。
  东汉的社会经济经过西汉稳定与发展更有显著的提高,在农业生产上普遍采用牛耕技术,商业和手工业也都比西汉发达。在陶瓷烧造方面的突出反映是黑釉器开始产生,始烧于西汉的低温铅釉陶更普遍地烧制,经过西汉的复兴,这时终于研烧成功了成熟的青瓷器,距今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这是我国人民对世界物质文明的一大杰出贡献。根据各地大量考古资料的对比表明,以江西和浙江尤为突出。江西南昌、新建、清江、新干和宜春等地都出土出土有东汉青瓷器,如南昌出土的青瓷器系罐,均已达到成熟青瓷器的标准。分宜县、丰城县还发现有东汉青瓷窑址。
  (三)
  三国两晋南北朝共经历了三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这时江南地区由于战乱较少,社会相对安定,人口激增,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制瓷生产在江南各地呈现欣欣向荣、遍地开花的局面。江西是我国原始瓷器的重要产区之一,青瓷的制造,在三国两晋阶段已进入到更为成熟的阶段。唐代闻名的洪州窑在晋代即已创立。并进行了大量的生产。南昌、清江、瑞昌发现大批西晋墓,其中不少是纪年墓。1972年瑞昌马头西晋墓最为典型,出土青瓷器多达六十余件,包括盘罐、壶、尊、砚滴、碗、杯、盘等实用器皿,还有谷仓、马、牛、猪、羊圈、鸭棚,狗窝和鸡舍等冥器,不仅器形繁多,造型美观,而且质地坚致,制作精美,并明显取代陶、铜、漆器,广泛大量地运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如那种青瓷堆塑楼阁人物谷仓、青瓷蛙形砚滴、青瓷兽面衔环唾壶和青瓷镂孔双系笼以及鸡头壶等,制作是何等的精巧细致,加上褐色点彩等釉层装饰,更是锦上添花了。
  东晋时期青瓷生产比西晋明显提高,突出地表现在冥器显著减少,体形修长,系耳规整,棱角清晰,尤其注意把器物的装饰艺术与实用性密切地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东晋鸡头壶把西晋鸡头壶那种纯装饰性半月形鸡尾,研制改进为壶的把手,既美观又实用。东晋时期的纪年墓有清江“永和十二年”、“升平元年”、“宁康二年”墓,九江“大兴三年”墓,抚州“永和四年”墓,出土一批珍贵的青瓷器。
  南朝时期江西制瓷生产十分兴盛发达,制瓷窑址已在丰城罗湖一带发现。产品种类极为丰富。丰城唐属洪州,青瓷器经赣江转运,当天可达州治南昌,这一窑场就是洪州窑的前身。罗湖窑在这一时期里烧制的产品有双唇罐、平底钵、桥形钮六系罐和盘口壶等,均为南朝常见器形。平底钵和盘口壶一类器,口沿多饰褐色彩斑。罗湖窑瓷釉与我国古代传统技法一样,采用较强的还原焰烧成,烧成温度为1120℃±20℃。釉色可分为青绿和黄褐色釉,以青绿釉为主。在釉料装饰技法上,已采用先在瓷胎上浇一层白色的“化妆土”的新工艺,然后施釉,经高温焙烧后,釉汁明亮,青中泛白,玻璃质感强,多开冰裂纹。罗湖窑对口扣烧技法,增加窑室装烧量,所烧“芒口”瓷是迄今我国最早的产品。这种扣烧技法与北宋期间盛行的扣烧“芒口”瓷有着承前启后,因袭相沿的关系。南朝时期佛教盛行的莲花图案在罗湖窑碗、盘一类上得到充分的反映,所烧莲瓣纹碗变化多姿,别开生面。
  江西各地发现的南朝纪年墓有清江“元嘉二十七年”墓、“至德二年”墓,“泰始三年”墓,“泰始六年”、“大同三年”、“永明十年”、“建武三年”墓,宁都“大同七年”墓 ,吉安“永明十一年”墓,永修“天监九年”墓 ,出土青瓷器有壶、钵、罐、碗、瓿、碟、天球瓶、莲花纹盘、五盅盘、分格盘、耳杯盘和三足器托盘等,造型新颖,制作精工的博山炉。具有独特的风格。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同志曾在著述中专有提及。
  (四)
  隋代一统全国,结束几百年南北朝的长期战乱局面,隋末大运河的开凿,促进了南北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与交流。继隋而起的唐政权,总结前代兴亡的教训,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等缓和阶级矛盾的各项措施,社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五代十国期间,各地割据政权为保存实力和扩充自己的统治范围,均采取保境息民策略,这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繁荣和瓷业生产的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隋代,江西瓷业有更显著的长进,丰城、宁都和临川均发现有一定规模的制瓷窑场。丰城“洪州窑”已研制成匣钵装烧,大大地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和数量。这一重大的工艺革新,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采用匣钵装烧的窑场。由于烧造工艺的重大革新,隋代洪州窑还能烧造难度很大的玲珑瓷,其创烧年代至少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这些新的发掘资料,展现了隋代江西瓷器烧制的新水平,预示着中国制瓷生产的无限前程,是未来的唐宋瓷业繁荣兴盛的先导。
江西各地发现的纪年隋墓有清江“开皇十八年戌午岁”、“大业十一年太岁□□”、“开皇十六年丙辰□□□”、“大业七年”李法珍墓等,出土器物有壶、碗、砚、高足杯、唾壶、炉、灶、钵、锥斗、双环耳三足洗、罐、水丞、分格盘和五盅盘等,为隋代青瓷器的断代提供了准确实物依据。
  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处于繁荣兴盛的阶段。经过长时期的相对安定,人口增加,耕地扩大,农业和手工业都有较大的恢复和发展。据《唐会要》卷二七记载:“开元天宝中,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耜亦满”。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外贸交往的频繁,金银铜和漆器使用逐渐衰退,社会饮茶风尚的日益盛行,这都要求有更多的瓷器制品去满足社会的需要。入唐以来,青瓷与白瓷出现了争芳斗艳、并驾齐驱的局面,瓷器已发展到“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的程度。浙江越窑青瓷“类玉”、“类冰”,以匀润青翠取胜,河北邢窑白瓷“类银”、“类雪”,以洁白细腻见长;湖南长沙铜官窑以高超的釉下彩绘技法独树一帜;江西丰城洪州窑以其造型奇特、纹饰华丽、装烧持法高超著称,是江南贡瓷生产的主要窑场;景德镇瓷器以“假玉”而闻名。洪州窑与浙江越州窑、婺州窑、陕西鼎州窑,安徽寿州和湖南岳州窑并驾齐驱,成为唐代六大青瓷名窑。赣州窑、吉安窑、临川窑、乐平窑、九江窑、贵溪窑、宜春窑、新干窑、龙南窑、贵溪窑、大余窑、宁都窑、定南窑和都昌窑等遍布全省。
  在墓葬方面有南昌、赣州、黎州、宁都、九江、丰城等地先后发现唐墓,其中纪年唐墓较少,仅见有南昌“大唐”“庚戌九月甲申朔十三日”墓,出土青瓷器有唾壶、砚、盘、三足鼎炉、高足杯等。
  瓷城景德镇,原名昌南,唐天宝元年隶属浮梁。至此崭露头角。“陶窑”瓷体薄色素润,有“假玉”之称;“霍窑”瓷细腻轻薄,“佳者莹缜如玉”,名扬天下。
  江西丰城县境赣江西岸的曲江、同田一带,到处垒垒废窑,瓷片和窑工具遍野,俯拾皆是,那里就是昔日的洪州窑所在地。丰城县隶属洪州,唐代名窑一般都以州定名,所以称之为洪州窑。洪州窑最早见于唐代陆羽所著《茶经》一书。但《茶经》只云洪州瓷“不宜茶”,而未提及瓷窑的下落,长期来一直是个悬案。1987年,经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始于丰城、南昌交界一带访得旧址。洪州窑的发现,不仅证实了唐代鼎鼎大名的洪州窑存在,解决了中国陶瓷史上的一个悬案,而且填补和纠正了史书记载的谬误和遗漏不全。从考古发掘资料证实,它创烧于南朝,发展于隋代,极盛于中唐,终烧于晚唐。洪州窑的窑床(炉)结构与我国江南地区产瓷窑场相类似,属斜坡式“龙窑”,依山而建。窑床采用青灰砖砌迭,火膛用卵石、匣钵和瓷片铺底,窑身和窑尾都用自然土亢筑,经高温焙烧与釉汁渗透,十分坚实。洪州窑瓷器之可贵,不仅在于实用,而且还在于它的造型和装饰不断创新,达到变化多姿、美观雅致的效果。产品釉色纯正,旋削规整,形制端庄。装饰艺术别开生面,既有传统风格,又富于创新。通常有镂空、堆塑、划花和模印等技法。刻划纹样有莲花、篦纹、水波纹。莲花又分单瓣、重瓣、尖瓣、圆瓣和仰复瓣。模印纹样有重图、梅花、蔷薇、柏梓和宝相花等。其中仅印花碗即达十八种纹样。线条清晰,构图严谨,匀称和谐,百看不厌。在堆塑技术上,夔龙把手鸡头壶、拱背老鼠油盏和各式兽、马、牛蹄足砚,形态逼真,构思开阔巧妙。那件青瓷砚,造型新奇,构思巧妙,别具匠心,月圆形砚面微凹而罐形笔插突起,有如山岭沟壑,跌岩起伏,横看成岭侧成峰,百看而不厌。底塑二十只马蹄足均匀环列,显得稳重如山,足以蘸风云而写千秋,洪州窑果真名不虚传!洪州窑杯、盏一类器各有九种不同形制,仅杯一类的纹饰就有重圈、重圈内外绕圆点、重圈衬水波、双道重圈间弦纹、篦纹、梅花纹和联珠纹等。真可谓百花争艳,异彩竞发。V式壁形底杯和VI式把手杯,胎质细腻,造型别致,釉面光滑,晶莹悦目,盛茶明亮清澈,不仅是唐代瓷器仿金银器的佐证,也是纠正《茶经》所云“洪州(瓷)次,悉不宜茶”最好说明。《新唐书》卷一三四“韦坚传”曾记载,唐玄宗天宝二年(公元743年),陕郡太守、水陆运使韦坚凿“广运潭”,引浐水至长安“望春楼”下,他率领江淮并汴洛漕船三百艘,船上置官员口唱“得宝歌”。船上盛装美女,皆装鲜治,齐声应和,鼓笛合奏。漕船各署郡名,满载江南各郡“轻货”(土特产)贡品,豫章漕船载洪州“力士瓷(名瓷)、饮器(酒器)茗茗铛(茶铛)、(釜茶壶)”,尾相衔进,数十里不绝,船驶抵“望春楼”下时,玄宗诏群臣同登楼临观,“豁然大喜”。韦坚漕运江南土产贡献玄宗,名瓷独举洪州,这都充分说明洪州窑确驰名瓷苑,诚为唐代诸多名窑所不及。
  (五)
  宋代是中国瓷器大发展的时期,南北方烧瓷窑场大量兴起,形成不同风格的各种瓷窑体系,如北方地区的河北定窑系、磁州窑系、陕西耀州窑系、河南钧窑系,南方地区的浙江龙泉窑系、江西景德镇青白瓷系以及吉州窑和福州建窑黑釉瓷系,这是当时中国瓷业生产大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宋代江西著名的产瓷区景德镇具有一千四百多年的烧造历史。景德镇有优良的制瓷原料,有至为便利的水路交通,有各地云集的而来的名师巨匠,它以精湛的工艺、鲜明的特点荣居群窑之首,饮誉中外。它取青瓷和白瓷之长所创制的青白瓷,白中泛青,青中闪白,晶莹如玉,集中地代表了宋代的最高水平。从日用必需的杯、盘、碗、盅、碟、执壶、注子、罐、枕到盛装香料的镂空香熏和各式粉盒,造型精美,体薄柔嫩透明,色彩光润明洁,类冰似玉,一尘不染,指不忍弹。南城北宋嘉佑二年青白瓷温子注子和菱口爪棱形注碗,细长弯曲的壶嘴,昂首翘尾栩栩如生的狮钮盖,新颖秀丽。德安北宋景祐四年堆花盒,胎壁轻薄,光照见影。清江南宋嘉定四年青白瓷堆塑瓶,鸟形钮盖,瓶身环塑十二生肖像,是江西特有的随葬品。景德镇各种刻印纹饰,潇洒骚逸,有如行云流水,格调自然和谐,浑若天长地久。其它如吉州窑、白舍窑、七里镇窑、乐平窑、宁都窑、金溪窑、贵溪窑、靖安窑、铅安窑、吉水窑和峡江窑等、瓷窑林争芳斗艳,各有千秋,瓷业生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
  可以和景德镇相媲美的吉州窑,产品种类繁多,釉色丰富,装饰奇丽,是江南地区的一所综合性瓷窑。当我们沿吉安市河堤南行约一小时,远远就能见那耸入云宵的“飞来塔”,那里丛林茂密,峦峰秀丽,废窑遍布,用匣钵窑砖铺砌的长街古道纵横南北,昔日古“东昌”县的县城就设在这里,因“东昌”地属吉州,故名“吉州窑”,又称“永和窑”。吉州窑频临赣江,背负绵延起伏的浅山丛林,面对瓷土基地青原山,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在当时“海宁清宁”环境下,北方瓷业名师巨匠不断南下,瓷业生产突飞猛进。永和镇已成为一座“百尺层楼万余家”的繁华城市,那时的“六街三市”,“连廒峻宇”,“鸳鸯街弦歌宴舞”,这可以想见当年这座瓷镇是何等的繁华。
  根据《明东昌志》记载,瓷镇永和由于瓷业发达,繁华熙攘,各地“各公钷卿”,常“来游其间”,均“必有歌咏,以记其胜”。吉州窑遗址分布在永和镇西侧,南北长达2公里,现存24处废窑堆积,总面积过八万余平方米。吉州窑的窑床属斜坡式“龙窑”,平面呈船形,斜长36.8米,宽0.42~3.95米。倾斜度为12度。采用红砖横平错缝铺砌,十分坚实。但吉州窑仍有它自身的特点,它不同于浙江、福建一带“龙窑”依山而建的特点,而由平地起建,吉州窑制瓷作坊邻近窑床和晒坏场,构筑讲究,砌造精细,遗迹清晰,为目前全国所仅见。
  吉州窑是一座综合性瓷窑,种类繁多。青釉瓷、黑釉瓷、乳白釉瓷、白釉彩绘瓷、黄釉瓷和绿釉瓷等,一应俱全。而且烧造工艺和装饰艺术精湛高超,独创颇多。许多产品,称雄瓷苑,风靡中外。
吉州窑不仅重视胎形装饰,各类产品类型丰富多彩,造型新颖,综合各窑之长,恰到好处。在釉层与纹样装饰上,采用洒釉、剪纸、剔花、印花、釉下彩绘等工艺。使瓷器变化无穷、丰富多彩,使实用性与艺术性结合得更加协调和谐。吉州窑的乳白釉印花瓷,图案严谨、布局对称、饱满明丽、清秀爽目。吉州窑白地釉下彩绘瓷多装饰与民间习俗相关的成双成对的蝴蝶飞、双鱼戏水,或吉祥如意的奔鹿(禄)、鹊(喜)以及与绘画相关联的折枝、芦草和梅竹等纹样,黑釉瓷中的剪纸贴花、彩绘、洒釉、剔花和木叶纹等也是饮誉中外的名贵产品。其中剪纸(双凤梅花纹碗)和木叶(木叶纹碗)贴花更是吉州窑的独到技法,而“油滴”、“兔毫”、“鹧鸪斑”和“虎皮斑”等窑变色斑瓷,绚丽多彩,如同云雾、细雨、夜空的繁星、风雪中的芦花、玳瑁的甲壳、虎皮的纹斑或青兰绿紫的火焰(各种黑釉窑变纹碗),这些异彩缤纷、变化万千的釉面装饰,反映出当时人们对大自然美丽景致的憧憬,形象生动逼真,也充分看出吉州窑的烧造技艺是何等的高超!据史书记载,宋人斗茶品茶专尚这类黑釉瓷盏。宋徽宗曾说过:“盏色以青黑为贵,兔毫为上。”文人苏东坡也有过“忽惊瓮兔毛斑,打出春瓮鹅儿酒”的诗句。可见黑釉瓷变烧造技法的高超!吉州窑瓷塑技艺颇具盛名。《景德镇陶录》卷七记载:“宋时吉州永和市窑……惟舒姓烧者颇佳,舒翁工为玩具。翁之女名舒一娇,尤善陶,其垆瓮诸色几与哥窑等价。花瓶大者值数金,小者有花。”江西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在1981年的发掘中,在尹家山窑及其附近堆积中发现有“舒家记”款铭的瓷枕及玩具等遗物,证实了文献记载。根据发掘资料证实,吉州窑是晚唐开始烧造,中兴五代、兴盛于两宋,至元代末期终烧,具有一千二百多年的烧造历史。吉州窑是我国江南地区一座举世闻名的综合性瓷窑,各类产品具有江西景德镇窑、赣州七里镇窑、丰城洪州窑,河北定窑、磁州窑,福建建窑,德化窑、河南汝窑、鹤壁集窑、扒村窑和陕西耀州窑等各种不同窑系的特点,在中国陶瓷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南丰县白舍窑亦为宋代江西境内规模较大的窑址。白舍窑现存废窑堆积十六座,绵延约两公里,产品有白釉、影青和粗白瓷。器形有碗、壶、杯、盘、碟和灯等,江西宋元墓常见的十二生肖皈依瓶也已在该窑发现。《南丰县志》卷十五载:“白舍,宋时置官监造瓷器,窑数十处,望之如山。”白舍窑白瓷较吉州窑乳白瓷为佳,且多系薄胎质,厚重器极少。青白瓷洁白细腻,釉色莹润,接近景德镇产品质量。
  赣州市东南隅的水东乡七里镇,濒临赣江东侧,交通便利,瓷土和燃料资源丰富。晚唐、五代以来,曾烧造各类瓷器,到宋、元墓时期鼎盛一时,产品一度远销国外,是我国瓷苑中的一支奇葩。一九五七年,七里镇窑被列为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为配合万安水电站基本建设工程,经文化部批准,江西省文物工作队于1985年11月1986年10月至1987年1月,先后对水库淹没区内的七里镇窑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参加发掘的还有赣州地区博物馆和赣州市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瓷器。乳白瓷质色如玉,黑釉瓷清新绚丽。第一次发掘出土的乳白釉温酒壶,那浑圆的瓜棱形腹,细长弯曲的流嘴,栩栩如生的狮钮盖,扁平雅致的曲柄把手,规整精巧,婀娜窈窕,是过去七里镇从未发现过的文物珍品。在砂子岭底部4.2米深处曾揭示五代“龙窑”一座,残长5.7米,用红砖砌迭,形制精美。
  1987年的第二次发掘又有新的突破,总面积达752平方米。其中在张家岭一个窑包堆积上,同时发同两座平行的宋代“龙窑”,窑床平面呈船形,用青灰砖垒砌,两窑相距约4米。东面的窑床比西侧的窑床低1.2米,倾斜度13°——27°,窑全长近38米,窑身宽1.87——2.17米,窑头仅0.2米,造型奇特,砌迭精美,庄重秀丽。东侧窑床呈长条直线形,西侧窑床为半弧形。在一座窑包上同时发现两条平行的窑床,在目前江西尚属首次,在全国也是少见的!
  在张家岭和周屋岭两个窑包的发掘中,又有许多新的重要发现。如乳钉柳斗罐大量出土,与1976年在南朝鲜新安海域打捞的中国元代沉船中所出的同类器相近似。此外,还有仿铜器瓷鼎、瓷三足炉、仿漆器盘、碗、杯等都是江西省瓷窑中所不能比拟的上品。所出影青釉瓷枕壶、碗、钵、杯、盏托等,胎质细腻,釉汁莹润。制作极为精细,可与景德镇瓷相媲美。所出黑釉兔毫斑结晶釉碗,釉色晶莹,犹如天空彩霞,五光十色,完全达到吉州窑同类产品的燃造水平。七里镇窑所出遗迹和遗物,对研究中国陶瓷史和江西南部瓷业生产,提供了珍贵资料。保护七里窑,开发七里窑,对研究江西瓷业生产和发展我省文化旅游资源,对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都有重要意义。
  这次发掘提到江西省省移民办公室和万安水电工程指挥部的大力支持。发掘期间,省、地、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多次到现场指导,并针对古窑的保护,提出了具体的设想。
  江西各地出土宋代纪年墓甚多,九江市北宋“咸平五年”墓,德安北宋“景祐四年”、“景祐五年”、“康定元年”墓,彭泽北宋“庆历七年”墓,南城北宋“嘉祐二年”墓,永新“嘉祐五年”墓,都昌“嘉祐七年”墓,景德镇北宋“治平元年”墓,德字北宋“熙宁三年”墓,吉水“熙宁八年”墓,彭泽北宋“元祐五年”墓,星子“元祐七年”墓,彭泽北宋“建中靖国元年”墓,波阳北宋“政和元年”墓 ,南丰“政和八年”墓,宜丰北宋“宣和七年”墓,婺源北宋“靖康二年”墓,上饶市南宋“建炎四年”墓,进贤南宋“乾道六年”,景德镇、清江“乾道九年”墓,南昌南宋“淳熙五年”、“淳熙十三年”墓,宜黄“嘉泰元年”墓,上饶市南宋“开禧三年”墓,婺源南宋“嘉定四年”墓,清江南宋“嘉定四年”、“景定四年”墓 ,“宝庆三年”墓,“绍兴三十年”墓、“开禧元年”墓,波阳、丰城南宋“绍定二年”、“绍定四年”墓,峡江南宋“景定元年”墓,乐平南宋“端平三年”墓,永修南宋“嘉熙四年”墓,安义、崇仁南宋“淳祐九年”、“淳祐十一年”墓,高安“宝祐三年”墓,清江南宋“咸淳八年”墓等,出土一批景德镇窑、南丰白舍窑和吉州窑产品,计有青白瓷,黑釉瓷和彩绘瓷等类,器物有壶、碗、钵、盏托、碟、罐、盒、盖瓶、皈依瓶、炉、杯、仓、盘、注、瓷俑、柳斗纹杯等。
  元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宋、金和西夏的分裂对峙局面,由于国内市场的统一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制瓷工业日新月异。景德镇和吉州窑等瓷业烧造,都有新的成就。
  景德镇瓷业冠绝群窑,制瓷工艺又有新的突破。青花和釉里红的烧成,这又是中国制瓷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它以着色力强,色彩浓艳,永不褪色,明净素雅而深受国内外的喜爱,这些新的成就拓展了釉下彩和颜色釉装饰的新工艺,高温烧成的“枢府窑”卵白釉、红釉和蓝釉,是熟练各种金属呈色剂的标志,从而结束了元以前瓷器釉色“仿玉类银”的局面,使景德镇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1979年丰城县文物商店从景德镇征集到四件罕见的元代瓷器珍品,其中两件“后至元戊寅”(四年1338年)纪年铭文,尤以那件楼阁式谷仓最为精绝。全器为庑殿重檐顶、玻璃瓦、红柱。仓楼采用活动式装置,中有子母口复盖于仓上,四立面正视均为四柱三间。底层前后为两柱夹仓,分上、中、下三格,板式活动仓门,两侧直书“禾黍丰而仓禀实”,“子孙盛而福禄崇”七言句对联,横披为“南山宝象庄五谷之仓”。柱间空档处墓志:“夫人故景德镇长芗书院长凌颖山之孙女也,生而贤明长而周淑,适同知女孙女壁圭夫人生于前至元癸巳年二月初九戌时,殁于后至元戊寅五月……,安葬于南山,坐已向亥大江阳朝中葬。麓形如抚椅,龙盘虎踞,山青水秀,火星宗庙梅花单于,六秀八茸,件件帽合。后日田连阡陌,朱紫盈门,谨记”。右亭正面墙书“凌氏墓用”,左亭正面墙书“五谷仓所”。就釉来说,这种白地红花青料款铭的青花和釉里红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瓷中又一独具特色的名产,它把青白釉、红釉、褐釉、釉里红以及青花彩绘集中于一器之上,瓦垅栏杆均以串珠纹组成,上下左右有青白瓷塑女佣十八个,神态各异,仓房立柱栏杆与与瓦当均施铜红釉,文字均釉里红,全器铜红釉占很大比例,因书有绝对年款,实属当今国内外仅见的珍品瓷。1980年11月,高安县城省电机厂基建工程中,发现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瓷器238件。计有景德镇青花19件,釉里红4件,枢府型51件,钧窑2件,磁州型1件,其余为龙泉窑产品。从出土元瓷数量之多,青花釉里红之精,在江西是空前的。青花云龙纹共盖梅瓶,胎质细腻,图案精美,布局匀称,瓶盖及底分书礼、乐、书、数、射、御六字。那件釉里红罐,其四面菱形开光,两面勾绘孔雀牡丹,另两面绘以秋雁菊花,纹饰两两相对,色泽浓艳,线条清晰流畅,在青白地瓷上晕散出鲜艳的釉里红色。这类釉里红由于烧成难度大,产量低,类似这种产品实为屈指可数,窖藏所出的3件荷叶形青花盖罐,绘抢珠龙或云龙纹。盖饰莲杆形钮,钮四周绘以鳜鱼、螃蟹、青鱼,鲶鱼,肩部绘缠枝牡丹,腹绘双龙戏珠,器身下部环叶饰仰姿莲瓣纹,色泽青翠,略有晕散,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其它如兽耳云龙纹盖坛、青花蕉叶纹觚釉里红匜、青花高足杯、釉里红高足杯、釉里红高足转杯、青白釉印花碗、印花高足杯和卵白釉玉壶春瓶等器物,造型优美,瓷质细腻,纹饰精美,不仅反映了元代景德镇瓷业的繁荣昌盛,也是景陶工们的高超技艺和卓越的创新成就的具体写照。高安窖藏瓷器的出土,为研究中国陶瓷发展史增添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元代“枢府窑”瓷器是景又一大著名产品,明《新增格古要论》古饶器条记载:“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这清楚地说明景德镇在元代烧造成的卵白釉产品中以印有“枢府”二字为上品。《景德镇陶录》已见有“枢府窑”条目,从记载得知,枢府器是元代官府机构(枢密院)在景德镇定烧的瓷器,釉呈现失透状,色白微青,恰似鹅蛋色泽,故名卯白釉。枢府器多以印花为主,盘、碗等圆器压模印有花卉图案,花卉间往往印有对称的“枢府”二字,枢府器即由此得名。高安元窖藏卵白釉瓷,虽然胎薄透光,质白细腻,坚致纯净,但均惜无“枢府”二字,诚乃美中之不足。1984年1月3日,乐安县城发现一处元代窖藏瓷器,出土有景德镇和龙泉窑瓷百余件。其中景德镇“枢府窑”器包括有碗、高足杯、盘等,碗骨压印有回纹、双凤纹、天鹅同缠枝牡丹纹,花卉间多印有对称“枢府”二字。这是江西省境内继高安窖藏瓷之后的又一考古新发现。这批“枢府”器为高安枢府瓷所不及。它不仅印证了文献记载的真实可信,而且为元代枢府瓷的断代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
  江西各地出土纪年元墓有贵溪元“至元三十年”墓。南昌市“至元三十年”墓,南昌市、永丰“延祐二年”、“延祐六年”墓,万年“泰定元年”墓,景德镇市“后至元四年”墓,南昌县、抚州市“至正二年”、“至正三年”和“至正八年”墓等,主要器物有青白瓷皈依瓶、仓、碟、罐、炉、狮钮盖瓶、玉壶春瓶、刻花瓶和釉里红仓、俑,青花釉里红塔式盖罐等。1980年九江市收集元“延祐六年”青花牡丹塔式盖瓶,是迄今国内外有纪年可考最早的青花瓷。
  朱元璋建立明代以后,由于较长时期的相对安定,社会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后期资本主义因素萌芽的出现,瓷业生产更有辉煌的成就。景德镇代表了明代瓷业生产的水平,成为全国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在制瓷业的激烈竞争下,不少地方瓷窑败下阵来,河南均窑系,江西吉州窑系和南丰白舍窑等相继停产。制瓷工匠先后流向景德镇,有“工匠来八方,器成天下走”之称,明嘉靖年间,“浮梁景德镇民以陶为业,聚佣至万余人。”当时制瓷作坊已采用春土、澄泥、造坯、汶水、过利、打圈、字画、喷水、过锈、装匣、满窑、烘烧等多道瓷釉、彩色和纹样装饰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工序,《天工开物》有“共计一坯工力,过手七十二,方克成器”的记载。那时除大量民窑之外,明洪武初,朝廷于景德镇珠山设“御器厂”烧瓷,供宫廷和对外赐赏、交换的需要。
  明代景德镇在元代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除青花瓷之外,永乐间又吸取宋代影青和元代枢府瓷的创作方法,新研制出一种青釉暗花瓷和白釉暗花瓷,俗称“甜白釉”。红釉也成功地突破了釉下青花的装饰技法,烧造出釉上“斗彩”。这是在釉下青花与釉上加红、黄、绿、紫各色于一器之上,形成各色争妍斗艳的局面。如那件成化斗彩缠枝纹盖罐是当时的代表作之一。那时难度很高的“宝石红”、“翠青”、“孔雀绿”、“孔雀蓝”等色釉瓷也较元代为好。江西境内先后在各明墓内发现一批瓷器,如新建县正统二年、十四年,明宁惠王和宁献王墓,南城县明万历三十一年益宣王墓,崇祯七年益定王墓出土了一批有纪年款的官窑青花瓷和白瓷。景德镇景泰四年、七年墓,波阳县成化十六年墓,清江县成化二十年墓也相继发现一批民窑青花八莲瓣开光,内绘四组对称菊花、芭蕉、浮萍、牡丹、祥云和灵雀图案。胎质细腻,釉汁均匀,美观大方,较为名贵。这批纪年瓷器,对明代瓷器的断代和烧造工艺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清代期间,江西的瓷业生产以景德镇最具代表性。这时,景德镇的制瓷技艺,在沿袭明代传统风格和特点的基础上,又有更多更重要的发展和创新。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尤为突出,自那时起,中国的瓷业生产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阶段,瓷都景已发展到“二十里长街半窑户”窑制瓷中心。这种盛况连当时在景德镇的外国传教士登退科尔也称赞说:“景德镇者,周围十方里之大工业地说,人口近百万,窑约三千,昼间白烟掩盖天空,夜则红焰烧天。”产品精美,胎质细腻,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镂雕精工。除传统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之外,又创新出珐琅彩、粉彩和古铜彩,彩色瓷的烧造特别盛行。诸如青釉、白釉、红釉、兰釉、绿釉、黑釉、紫釉、炉钧釉和茶叶末釉等颜色釉,枚不胜举。在一种色釉之中又可以分为若干深浅不同的颜色,如红釉可分汁红、窑变红、郎窑红、豇豆红、芸豆红、抹红、珊瑚红等;兰釉可分为汁兰、天兰、洒兰、孔雀兰等。纹样装饰有花鸟、花果、草虫、云龙、龙凤、鱼藻、八宝、山水、人物、仕女、刀马人、历史故事和楼台殿阁等,画面精细、色彩柔和,真可谓五彩缤纷,光彩夺目,诚为中国瓷业生产的“黄金时代”。景德镇各种名贵阳市产品,富丽堂皇,光彩夺目。诸如那青翠雅素的乾隆青花釉里红龙云纹瓶、浓艳多彩的五彩麻姑献寿折唇盘、瑰丽娇艳的雍正斗彩花卉尊等,真令人目不暇接。那五光十色的颜色釉瓷器,飞霞流采,变幻莫测,确实不可多得的珍品。
  随着烧造技术和装饰工艺的革新与发展,清代的各种堆塑、镂雕瓷,也日益精湛。各种仿竹、漆器、惟妙惟肖,足以乱真。
  清代官窑瓷生产是由设立在景德镇的御厂经烧的,大致沿袭明制。康熙、雍正、乾隆期间,清廷曾先后委派工部虞衡怀郎中臧应选、江西巡抚郎廷极、内务府员外郎年希尧和唐英等先后“遥领”或“驻镇”督理窑务。唐英“讲求陶法……具有心得”、“仿古采今,凡五十七种”,诚可谓对中国的烧瓷工艺作了一次,大总结。清廷溃崩,外国 列强的入侵,景德镇瓷业倍受摧残,“御器厂”遭灭顶之灾,濒于瓦解,“断瓦颓垣,苍浮于斜阳蔓草间。”1983年7月以来,江西文物考古工作者为适合基建工程,对景德镇珠山明清“御器厂”的 珠阁遗址进行了首次考古发掘,揭露面积达五百余平方米。出土遗物有明清各个时期的青花、釉里红、斗彩、五彩、粉彩、珐琅彩、瓷雕和各种颜色釉瓷器和窑工具计约三千余件。还发现有“大清乾隆仿古”和外销瓷(指SHP实物)。主要器形有盘、碗、罐、人像、玩具、瓷雕塑等。款式有单线、双线圈、单方、双方阑和元边阑青花、红彩、紫彩书和横印等多种,如明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万历、天启和清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等年款。还出土了“晋瓦吟馆”、“永兴堂制”、“敬畏堂制”、“自怡堂制”、“恭寿堂制”和慈禧太后专用款“储秀宫制”等书堂斋名款。还同时发现有康熙、乾隆“十八年样戊十九号”和“六十年样戊七十六号”试样瓷以及青花和紫红颜色釉“火照”多件,为研究景德镇明清官窑瓷的断代和烧造工艺提供了一批丰富的实物资料。
  瓷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也是中国对世界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自唐以来,中国瓷器在世界各地享有很高的声誉。宋朝政府鼓励海外贸易,加以造船业的发达,外销瓷的数量不断增加。据《岭外代答》和《诸蕃志》等史书记载,当时与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五十余个。其中重要的有高丽、日本、交趾、占城、真腊(柬埔寨)、蒲甘、缅甸、勃泥、加里曼丹北部、爪哇、三佛齐(苏门答腊东南部)等。元朝一统中国以后,随着经济的恢复发展,对外贸易也逐渐兴起。广州、泉州、温州、庆元(宁波)和上海都是瓷器大宗出口的港口。江西南昌人汪大渊当时多次出海经商,所著《岛夷志略》中曾提及有关外销瓷器的记载。明末清初的八十多年中,仅荷兰东印度公司经购运往国外的中国瓷器就多达一千六百万件以上。
  根据日前国内外考古资料证实,江西瓷器至少从宋代开始即已远销国外,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宋元明清各朝,除景德镇瓷之外,吉州窑和赣州七里窑所产瓷也有外销。东北亚、东南亚、印度半岛、中亚细亚、阿拉伯和东非各国,均发现有景德镇瓷器出土,1976年南朝鲜新安海域发现一艘元代中国沉船,船内共有六千余件瓷器中,大量的是景德镇青白瓷,还有吉州窑彩绘瓷和赣州七里镇窑褐釉瓷,造型美观,图案精致,制作高超,胎质细腻,釉汁莹亮。如景德镇青白釉玉壶春瓶、高足杯、刻花梅瓶、吉州窑白地彩绘海涛纹瓶和七里镇褐釉乳钉柳斗纹罐等。日本京都出土的元景德镇青花瓷等各种销瓷均是实物佐证。
  清末和民国时期,由于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江西瓷业生产曾一蹶不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政领导部门的重视下,江西瓷业生产蒸蒸日上,传统古瓷的研制迅猛发展。今天江西瓷器烧造已再度出现宋代百花争艳的局面,深信不久的将来,更将超越康、雍、乾的“黄金时代”,而焕发出古老瓷国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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