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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器物排比看“官钧”年代(观察二)

  器物排比是考古类型学的基本方法。由于传世“官钧”瓷器中缺乏标志时代特点的器物,故给断代造成一定困难。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出土品中,特别是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征集的“官钧”瓷器标本中,发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器类与器型,其中有些器类与器型的时代特征突出,为“官钧”瓷器的断代提供了新的重要物证。此外,通过对传世“官钧”瓷器与相关材料的对比研究,也发现不少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图5
图6
图7
图8
图9、10

  钧釉方流鸡心扁壶
  在近年出土的“官钧”瓷器中,此式扁壶是最值得重视的。2004年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从民间追回一批标本,其中有扁壶残片(方流和及其他部位残片)(图5)。由于无法复原,这些残片被当地学者误认为是明清时期的“炉钧”制品(亦称“卢钧”。传晚清以来当地卢氏烧造的一钧瓷品种)。流散到私人手中的,还见有完整的方流和执柄残片(图6)。深圳征集的标本中大致有6把扁壶个体的残片。釉色有月白、玫瑰紫、青灰等。庆幸的是,其中1件可复原(图7)。其造型为圆唇口,颈微束,溜肩扁腹,腹两侧呈心形凸起,中腹偏下内收,方流曲柄,平底内凹。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经复原的扁壶,其造型与景德镇明永乐官窑烧造的方流扁壶竟完全一致(图8)。无独有偶,相同的造型还见于永乐时期官样锡制品“。明正统年间的梁庄王墓中也出土了两件分别为金、银所制的方流鸡心扁壶(图9、10),同出的金执壶上刻有“银作局洪熙元年正月内成造”(“洪熙”为明仁宗年号,公元1425年)款识。考察景德镇历代瓷器,这种方流鸡心扁壶仅见于永乐时期。嘉靖时曾有仿制,但形制特点已相去甚远。可以说,这种方流鸡心扁壶是明早期特有的一种壶式。据此,似可将钧台窑遗址出土的方流鸡心扁壶以及同出的其他“官钧”瓷器的年代确定在永乐或稍后一个时期。
图12-15

  高足碗
  高足碗是近年的又一重要发现(图13)。2004年钧台窑遗址发掘出土品及深圳征集品中均可见到。釉色有月白、紫、青灰、孔雀蓝等。形体有大、小之分。造型特点为侈口、弧壁,下承喇叭状高足,少数高足上饰多层凸弦纹。高足碗最早见于元代(图12),并流行于明清两朝。由此可知,钧台窑遗址出土的高足碗年代上限不可能早于元代。而且,其造型及工艺等特点与明初特别是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高足碗尤为相似(图14、15),故推测二者的年代应大致相当。
图16-18

  大罐
  大罐是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官钧”瓷器中的稀有品种,也是首次发现(图16)。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正式发掘品中有大罐腹部残片。禹州市钧官窑址博物馆的标本中仅见有大罐口沿残片。所见大罐釉色有月白、天蓝、玫瑰紫、孔雀蓝等。深圳征集品中至少有3只大罐的残片,其中l件可基本复原。复原大罐的造型,为直唇口,短颈,丰肩,鼓腹,中腹以下渐收,平底。与前述方流鸡心扁壶、高足碗一样,复原后的大罐,也与景德镇明早期流行大罐造型相类(图18)。北京故宫博物院也藏有1件相同造型及工艺特点的钧窑天蓝釉罐“,只是形体较小(图17)。钧台窑遗址的发现,或可使其窑口及年代得以确认。
图20-23

  盘、碗
   盘、碗也是近年发现的品种(图20、22,传世品中亦有少量类似盘碗)。在2004年钧台窑遗址出土的“官钧”瓷器中,以这类器物的数量最大。器式有深腹碗、折腰碗、撇口盘、折沿盘、折腰盘等。釉色有玫瑰紫、葡萄紫、月白、青绿、青灰、孔雀蓝等,亦见少量白瓷(施化妆土)等。除折沿盘为满釉支烧外,其余均为垫烧(足根无釉)。釉层普遍较厚,胎质细腻坚致,成型及修胎考究,体现了较高的工艺水平。这类瓷器,除折沿盘、折腰盘承袭金元形制外,其余如深腹碗、撇口盘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盘、碗造型如出一辙(二者平切的修足工艺亦完全一致)(图21、23),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图24-27

  出戟尊
  出戟尊是“官钧”瓷器中的典型器,其造型源自西周时期的青铜尊。冯先铭先生在论证钧窑始烧于北宋的观点时,所举钧窑与汝窑、官窑等有共同点的器类,就可能包括出戟尊。不过,汝窑瓷器中究竟有无出戟尊这类器物,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举世仅见的汝窑“奉华”铭出戟尊,究竟是不是汝窑制品,这可能还是个问题。对“奉华”铭出戟尊的年代及真伪,已有台湾学者提出疑义“,加之汝窑遗址从未发现过类似器物,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汝窑出戟尊似不宜作为可靠材料在研究中使用。
  目前古代瓷器中年代最早的出戟尊,见有南宋官窑和龙泉窑制品。南宋官窑制品,台北故宫博物院有藏(图24),杭州老虎洞窑址出有相同的器物标本“。龙泉出戟尊,以日本颖川美术馆藏品最具代表性(图25)。从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的出戟尊来看,二者腹部均为扁圆状,出戟为隐起的“出筋”或扁平的泥条,整体造型简约,线条柔和。
  元代出戟尊,见有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出的龙泉窑制品(图26)。其造型基本承袭了南宋龙泉窑形制,只是工艺略显简略,出戟仍为南宋流行的扁平泥条。
图28-31
  明代出戟尊,除瓷制品外,更见珐琅器等。北京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均藏有“大明景泰年制”款掐丝珐琅出戟尊(图27)。应强调的是,据北京故宫博物院夏更起先生的考证,景泰铭掐丝珐琅出戟尊系由明代御用监制作,年款是后来在宣德器上加刻的。故其应代表宣德前后的官器作风,可作为断代的标型器。有学者还注意到,明代正德、嘉靖及万历等朝,景德镇也曾大量生产出戟尊(图30、31)。不过与“官钧”相比,多省去了两组出戟,较“官钧”有简化的趋向。这里要着重指出的是,明代龙泉窑同样有出戟尊产品。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广田松繁寄赠的1件龙泉窑刻花出戟尊“及日本德川美术馆藏龙泉窑出戟尊(图28、29)。这两件器物分别被认为是元代和元明之间的产品。不过,通过与新近发现的龙泉官窑(所谓“处州官窑”,窑址在浙江丽水)瓷器对比,应是典型的明代龙泉窑产品。细加观察,日本这两件龙泉窑出戟尊,颈部及下部的轮廓曲线、突起的中腹及凸楞较高的出戟等特征都非常一致。而二者的这些特点,也与“官钧”出戟尊十分接近,体现出一个时代南北不同窑口器物息息相通的风格特征。
  此外,深圳征集的出戟尊标本有的个体非常高大。如标本SY0498,为刻有数目字“一”的出戟尊足部残片,其足部直径28.5厘米,按一般出戟尊的比例推测,该尊的高度约在47厘米左右。如此硕大的形体,似与宋代官窑作风格格不入,也不合宋代“花事”之需。对此,本文将在后面讨论。
  由上或可看出,南宋至元代出戟尊线条较柔和,出戟隐起。明初出戟尊已有较大变化,整体线条较硬朗,由长方形泥条或锯齿状泥条组成的出戟明显突出。明中期以后,出戟尊整体造型变化不大,但出戟数量减少,形制趋于简化。如果把“官钧”出戟尊放入这一器物发展谱系中考察,不难发现它与明初制品的特点最为契合。
图32、33
  明代绘画亦可反映当时出戟尊的特点。镇江博物馆藏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图32)。此卷绘于正统二年,描绘的是当时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及画家本人等在杨荣家“杏园”聚会的情景。画中一书案上置一插花的出戟尊。该尊出戟较高,中腰凸起折线分明,与“官钧”造型特点接近。由于该画作者身份特殊,描绘的又是特定场景,故画中的陈设等内容当真实可信。二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仇英绘《蕉阴清夏图》(图33)。画的下方石案上置一插花出戟尊,其特征与“官钧”出戟尊相同。仇英主要活跃于嘉靖年间,其作反映的当是明中叶上层社会的生活场景。

  渣斗式花盆
图34-35
图36-37
  已知年代最早的渣斗式花盆,见有杭州老虎洞窑(图34、35)、南宋龙泉窑等制品(图36、37)。它们的造型特点完全一致,均为花边口,肩部和近足处各饰一周凸弦纹,有的凸弦纹作花边状。
  元代渣斗式花盆,见有韩国新安海底沉船打捞瓷器。其渣斗式花盆花边口作法承袭南宋特点,只是形体趋于笨重。值得注意的是,这批花盆大多伴出配套的盆托。这可说是一个新变化。
  明代的渣斗式器物,早期见有景泰款掐丝珐琅龙纹尊,除圈足较高外,造型与“官钧”渣斗,式花盆大致相同。该尊应与前述掐丝珐琅出戟尊情况相同,同样是御用监制造,可作为断代的标准器。明中期见有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出土青釉渣斗式花盆及配套盆托(图57)。其花盆的颈部较“官钧”略长,盆托鼓钉环饰一周。此外,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的一口古井中也出土大量明中期的花器,其中1件低温绿釉渣斗式花盆,造型特点与“官钧”完全相同。
除传世与出土器物外,我们还可以明代绘画举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弘治乙未” (公元1499年)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中,描绘有一对置于庭院山石之上的天蓝釉渣斗式花盆及盆托。从造型及绘画着色上判断,其或为“官钧”制品。

  仰钟式花盆
图44-47
  仰钟式花盆始见于元代,最重要的一批资料来自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其中包括龙泉窑及浙江金华铁店窑产品(图44、45)。龙泉窑仰钟式花盆,为花边口,器身自中腰始外侈,口外张角度较大,胎体厚重,造型笨拙。铁店窑仰钟式花盆可分两型,一种口沿外张角度较大,一种口沿外张角度较小,均为花口,下腹贴附花边一周。花口及下腹贴饰花边的作法,显然是受到南宋花盆装饰的影响。
图49-51
  明代的资料,首先来自景德镇珠山御窑厂遗址。该遗址发掘出土了宣德官窑青釉仰钟式花盆(图46)及盆托(图56)。此时的花盆口沿已不见花边装饰,造型与“官钧”基本一致(御窑厂遗址出土花盆较“官钧”略矮)。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的古井中,也出土1件明中期青花仰钟式花盆(图47),造型同样与“官钧”相若。
  明代绘画方面,前述明正统二年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明中期杜瑾《十八学士图屏》(菲律宾庄万里家族捐赠)(图51),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十八学士图》(图49)及上海博物馆藏《五同会图》(图50)等,其画面中均见有造型与“官钧”基本相同的仰钟式花盆(与盒托配套),其中杜瑾《十八学士图屏》所绘仰钟式花盆着红彩,颇似“官钧”玫瑰紫色。

  鼓钉盆托
  鼓钉盆托的形制源于南宋流行的鼓钉香炉。鼓钉香炉见于南宋龙泉窑、吉州窑及建窑等,亦见有哥窑制品。其特点是形体小,确乎只适于焚香之用。如杭州出土的南宋龙泉窑鼓钉香炉(图52,口径只有9厘米。又如江西吉州窑遗址出土为数不少的鼓钉香炉(有白地褐花绘鼓钉、绿釉、黄釉及青白瓷等品种,鼓钉排列有密集和稀疏两类)”,形体同样很小。
图52-57
  元代鼓钉香炉仍有生产,但开始借鉴其造型,大量生产鼓钉盆托。如韩国新安海底沉船就打捞出大批龙泉窑及铁店窑鼓钉盆托(图53~55)。其中龙泉窑盆托很有特点,器物全靠器底支承,而三足架空,仅作装饰之用。鼓钉有花形及素面两种,鼓钉排列亦有疏密之别。铁店窑鼓钉盆托工艺较粗率,鼓钉仅口沿下一周,三足虽触地,但与龙泉窑盆托一样,器物的承重却在底部。
图58-61
  明代鼓钉盆托,主要见有景德镇窑与龙泉窑制品。景德镇窑早期见有珠山御窑厂遗址出土宣德年青釉制品(图56),包括鼓钉盆托及相配的仰钟式花盆(图46)。中期的有御窑厂遗址成化地层出土青釉鼓钉盆托(图57)及配套渣斗式花盆(图42)。上述两件宣德、成化青釉盆托造型均与“官钧”相近。明代龙泉窑鼓钉盆托(或称鼓钉盆,可单独使用),传世量较大,北京故宫博物院及日本德川美术馆等都有收藏(图58~61)。在中国大陆,这类龙泉窑盆托的年代和用途长期被误读,时代被提早到宋元,定名上则非炉即洗。而在日本,由于这类器物大多流传有绪,故该国学者对其年代及用途都有较明确的认识。这类器物是日本室町时代(1338~1573年)以来书院等场所种植菖蒲的花器,名为“石菖钵”。
  也许并非巧合,我国明代“官钧”等花盆的主要用途也同样是用来种植菖蒲,其名“蒲石盆”,称呼上也与日本相近。这个情况或反映出明代花事对日本的影响。
  绘画方面同样有分别来自明早期和中期的两则资料。即前面已提到的正统二年谢环所绘《杏园雅集图》和吕纪、吕文英所绘《竹园寿集图》。二图中与鼓钉盆托相配套的,前者为仰钟式花盆,后者则为渣斗式花盆。

  海棠式花盆
图62-65
  海棠式花盆的母本,似也可追溯到南宋,或由同式香炉衍生而来。江西樟树开禧元年(1205年)墓出土1件海棠式炉(图63)。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1件被认为是南宋哥窑的海棠式“花盆”(图62)。从其体形较小及底部无泄水孔的特点来看,应为香炉而非花盆。至于故宫博物院这件藏品的年代是否确属南宋,因学界在哥窑年代及性质上认识不一,尚难确定。不过,该“哥窑”炉作为“官钧”模仿母本还是有可能的。
  至今尚未见到元代海棠式花盆资料。景德镇明宣德瓷器中见有海棠式花盆。湖南长沙明吉藩王府花园遗址古井中也出土了明正德前后的三彩海棠式花盆(图64)。但上述这些花盆的底足特征均与“官钧”不同。最近,深圳征集到l件陕西西安出土的茄皮紫海棠式花盆(产地不明),造型与“官钧”基本相同。该盆外施茄皮紫釉,内施孔雀蓝釉,底部开一泄水孔(图65)。由于茄皮紫釉未见早于明代的制品,故该器对海棠式花盆的断代研究有重要价值。

  象棋子
图66
图66-71
  深圳征集的标本中,有与其他“官钧”瓷器同出的一枚象棋子(图66),其胎质也与其他“官钧”瓷器相同,故可断为钧台窑制品。象棋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行式样不同,因此通过比较,也可从另一侧面对“官钧”瓷器断代提供佐证。
  中国象棋的历史悠久,形制多有变迁,直到北宋末至南宋初才基本形成定制。从出土的大量宋代象棋实物来看,无论何种材质,象棋子大多个体较小,也较薄。如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杭州南宋郊坛下官窑遗址“、杭州老虎洞窑遗址“、浙江慈溪寺龙口窑遗址等出土的象棋子,概莫如此(图67~69)。而深圳征集的这枚象棋子,较厚,呈鼓形,其式样是明代才开始流行的。而且其上所刻“包”字(“炮”的异体字。明代象棋的“炮”字,大多一方写作“袍”,另一方写作“包”),亦是明代以来象棋流行的写法。如北京翰海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一副明代青花象棋及一副明代象牙象棋,其一方的“炮”就写作“包”(图70)。而从宋代象棋资料来看,象棋双方“炮”的写法均为石字偏旁的“袍”,如四川江油宋代窖藏出土的两套象棋(图71)即是如此。

(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供稿)
编辑:西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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