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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窑瓷器之我见

【金中都】
  产生于五代时期的柴窑,因无法发现窑址,至今尚不得见其实物,又加之缺乏确证的史料,致使这一国之重器无法定性和对之做出可靠的结论,也一直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大悬案。本文将从史料分析入手,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的考证,提出个人对柴窑瓷器的看法。

一、 文献记载,柴窑器应是青瓷
  有关柴窑的记述,尽管是在明代开始的,但有关文献并不少见。明代早期有《格古要论》、《宣德鼎彝谱》,明中期以后至清代主要有《玉芝堂谈荟》、《遵生八笺》、《清秘藏》、《事物绀珠》、《筠轩清BI录》、《五杂俎》、《博物要鉴》、《长物志》、《调燮类编》、《相祖笔记》、《七颂堂小录》、《陶说》、《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等。
  上述文献,有的记述:“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有的则说:“古窑器以柴、汝为重”,有的则曰:“今之论瓷者,必曰柴汝官哥定”。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凡论及古陶瓷的文献,大都对柴窑有记述。一种古陶器,有如此多的文献作为重品论及,尚属仅见,我们对此没有理由不引起极大的重视。
  有关柴窑的记述,最早而又最为详备的见于明早期曹昭的《格古要论》。需要说明的是《格古要论》有两种版本,两书记述略有不同,一是天顺本,一是四库全书本,今据前者。《格古要论》详细记述道:“柴窑出北地河南郑州,世传周世宗柴氏时所烧造,故谓之柴窑。天青色,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近世少见”。这里曹昭关于柴窑的产地、名称、由来以及主要特征的记述,是清楚且又详备的。稍后的《宣德鼎彝谱》列出古窑器二十九种,柴窑则列为诸窑之首。我们从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因其质量高,所以被排在汝、官、哥、钧、诸窑之首。
  成书于明中晚期的徐庆秋《玉芝堂谈荟》则说:“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壁同价。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不复见矣”。徐庆秋还认为柴窑器类越窑秘色瓷。随后,因为实物不见了,出现了柴窑究竟是厚瓷还是薄瓷的异议。稍晚于徐庆秋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则云:“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然余未之见,且论制不一。有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是薄瓷也?而曹明仲曰,柴窑足多粗黄土,何相悬也!”在这里,高濂直接提出质疑,并感叹这两种说法未免太悬殊了。此后,有关柴窑的说法愈加复杂,愈加令人非解,薄瓷也罢,厚瓷也罢,然而,关于柴窑是青瓷的记述却始终属定论无疑!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明早期有关柴窑的记述本来是清楚的:柴窑是一种天青色、有纹片、釉质滋润细腻、足多是粗黄土的瓷器。到了明中晚期,因为柴窑瓷器失传,才出现了关于柴窑器究竟是薄瓷还是厚瓷的异议,弄得这一问题扑朔迷离,令后人不知所云。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凡是论述柴窑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说明柴窑是一种青瓷,在这一点上从无任何矛盾或疑点:“天青色”、“青如天”、“雨过天青”、“盖色既鲜碧”,都是指的青瓷。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只要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会为昭示柴窑之迷迈出可靠的一步。

二、柴窑不可能是白瓷
  要弄清柴窑的真实面目,我们也离不开对唐代至五代时期我国的陶瓷状况的了解与分析。
  陶瓷界一般认为是从北齐时起,白瓷开始出现,白瓷的出现,打破了古代中国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到了随唐时期,尤其是唐代,是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颠峰时期,交通运输、商业贸易空前繁荣,瓷器市场由国内扩大到海外。对于这一时期,人们通常用“南青北白”来概括唐代的瓷业特点,并以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分别作为其典型的代表。当然,这只是一个轮廓性的提法,因为除青瓷、白瓷之外,唐代还烧造了黄瓷、黑瓷、花瓷、纹胎瓷、较釉瓷等等。五代时起,瓷业生产出现了名窑林立的局面,但“南青北白”仍居其首的情况并没有改变。这样,问题也很清楚,柴窑的产地暂且不论,其或者是青瓷,或者是白瓷,二者必居其一,别无选择。
  我们先来看白瓷的情况。唐李肇的《国史补》曾经说:“内丘白瓷瓯,端溪紫石砚,天下无贵贱通用之”。然而,到五代时,蜚声唐代的邢窑却已衰落。但是,白瓷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衰落,反而呈现出名窑林立的状况。这一时期,河南巩县窑、鹤壁窑、陕西耀州窑,山西交城窑、浑源窑、平定窑,都烧制白瓷;此时的景德镇窑尚蓄势待发,而河北曲阳定窑取代了邢窑,代表了这一时期白瓷的最高水平。
  从白瓷与青瓷的烧制水平来看,白瓷还是逊色的。唐代成书、经后人增补修改的《茶经》对当时的各大名窑作评述说:“越州上,鼎州次,婺(WU)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从中国陶瓷史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自从北齐时白瓷出现以来,称雄于瓷业的仍是青瓷,直到元代,白瓷才呈现独占熬头的局面,明代时起,才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有的日本学者曾提出柴窑很有可能是清白瓷的看法,这是不能成立的。五代时期,清白瓷的烧制水平与越窑相比就相去甚远,莫说是与“诸窑之冠”的柴窑相比了。而且,上述所列白瓷诸窑的器物无论无何,均与有关柴窑的记述不符,包括杜甫描述过的大邑白瓷在内,均属风马牛不相及。
  柴窑既然不属于白瓷,那就只能是青瓷,它决不可能有另外的答案。

三、柴窑是河南青瓷
  柴窑是一种青瓷,这是没有疑问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独步一时的越窑,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根据文献记载,钱越国有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无进贡柴窑的记述。而此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越窑与龙泉窑青瓷显然都与柴窑毫无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不仅在白瓷的烧制方面,青瓷业更是异军突起,上述产白瓷的北方诸窑,青瓷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耀州窑,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南一地陶瓷业的迅猛发展。早在唐代,河南就以陶瓷业发达而文明遐迩,受到朝廷的青睐。所以,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就记述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其在其内。”可见,柴容定都汴京,对河南一带的陶瓷业更是起了促进作用。除上列鹤壁窑、邓州窑都烧造青瓷外,我们更应重视的是钧窑的发展。至迟在五代时期,钧窑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行云流水般的窑变釉。这无疑也对与之相距不远的柴窑起了促进作用。在目前,我们虽然在郑州一带尚未发现古代的窑址,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恐怕是出处有据的。
  青瓷在南北方,包括在河南一带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古人尚青这一世俗有直接关系,所以蓝浦转引《爰日堂抄》就说:“自古陶重青品,晋曰缥瓷,唐曰千峰翠色,柴周曰雨过天青,吴越曰秘色,其后宋瓷虽具诸色,而汝瓷在宋烧者淡青色,官窑、哥窑以粉青为上,东窑、龙泉窑其色皆青,至明而秘色始绝”。因此,朱琰在记述柴窑的情形时说:“后周柴窑,柴世宗时所烧者,故曰柴窑。相传当日请瓷器式,世宗批其状曰‘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般颜色作将来’”。据此,陈万里先生在《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一文中就正确指出:“据说当时有人问周世宗关于瓷器色釉的要求,周世宗说他需要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是一种很美丽的釉色,‘雨过天青’四个字,可以代表一种青釉的特点”。
  根据对史料所作的分析,包括对五代以前的陶瓷的出土物及传世品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其质量在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青瓷之上,代表了五代时期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为“诸腰之冠”。青瓷是唐、五代及至两宋时期的“帝玉瓷”,这决不是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古人不仅尚青,还尚重,《肆考》云:“故有古取沉重之说”。所以,柴窑不可能是薄瓷。
  柴荣在位不足六年,英年早逝,即为赵宋王朝所取代,时隔一百多年后,河南又烧制出闻名天下的汝瓷。古人在论及古代陶瓷的情况时,往往将五代的柴窑与宋代的官汝瓷并称,这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古窑以柴汝为最重”。这清楚的说明了,柴窑的性质与汝窑是十分接近的。

四、非钧非汝的柴窑器
  如果只是对柴窑做出定性的分析,而无量化作为例证,那么,其论点恐怕不足以成立。我在上文中详细引用了曹昭关于柴窑的论述。曹氏治学严谨,《格古要论》关于古窑器的记述大都是可信的,故经常为学者作为引证。《格古要论》有关古窑器的记载总共才有17种,而能详述其产地、特征的不过半数。我认为深通古窑器的曹昭是亲眼见了柴窑实物的,是柴窑瓷器的见证人,因此才能以及其精当的语言,概括而又逼真的描述出柴窑器的外部特征。目前来说,郑州一带虽然尚未有古代窑址的发现,但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一定是出处有据的。长期以来,由于在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发现实物依据,使得柴窑器问题一直为陶瓷学界的一大悬案。

来源:中国美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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